毛澤東傳(27)_特裡爾

二七

　　在1923年的文章中有兩點很突出。毛澤東把商人看作是國民革命的關鍵所在。人們會問，他在湖南工團聯合會工作的弟弟對此不知有何感想？他一直堅持反對帝國主義。①在《論紙煙稅》這篇文章中，他嘲笑北京政府在帝國主義面前發抖，搖尾乞憐於外國勢力。「如果我們的外國主子放個屁，那也是非常香的。」他在文章中譏諷道。

　　① Mao Ji I，p.98。毛澤東對農民作演講時，為了得到最強烈的效果，他總是高呼「打倒洋奴才」，而不是「打倒帝國主義」。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248頁。

　　但是這些文章沒有挖掘出歷史根源或上升到哲學的高度。他也沒有涉及解放的主題，機關工作使他越來越注意細節問題，而不是如何成為一名解放者。

　　然而，這有一條主線貫穿其中。毛澤東一直認為人民是最為重要的力量，只有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商人才有資格成為革命的力量（此乃毛澤東之希望所系）。

　　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終歸是毛澤東最關心的問題。毛澤東認為如果沒有別的變故的話，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可能是走向「民眾的大聯合」的第一步，從而可能使中國複生。

　　農民問題猶如天邊的雲，它在五四的主題中未占一席之地。占全國人口85%的農民仍是沉默的大多數，對此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注意。直到1924年，似乎還沒有一位農民是中共黨員。當時之世沒有人認為農民有革命的能力。

　　毛澤東已經在城市度過了14年，他一直在學生和工人中間活動。作為新生活的一部分，他差不多已經抹去了身上的鄉村生活方式。中國共產黨內部也沒有什麼東西能激勵毛澤東去考慮農民問題。

　　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產生的第一個跡象是毛澤東開始從政治上考慮農民問題。他督促那些仍持懷疑態度的同事把農民作為革命的必要組成部分。他甚至引用中國歷史來說明農民起義的光榮傳統，而不是談論蘇聯的革命。

　　但旋渦過後又是一片寧靜。當時唯一的農民組織是彭湃創建的。彭湃是地主的兒子，他改變自己的立場為貧苦的農民而鬥爭。他在廣東東部發起成立了農會。農運工作進展順利引起了國民黨的注意。

　　彭湃被任命為國民黨新設的農民部部長。在他的指導下，1924年7月廣州成立了農民運動講習所。這在中國歷史上——或許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是第一個以政治反叛為目的訓練農民的學校。

　　彭湃是先驅者，但毛澤東是彭湃所尋求同事中的第一個可共事的人，能施以援手。1924年8月，受彭湃的邀請，毛澤東在農民運動講習所講了第一課。他的激情打動了學員，講習所也更影響了他。他的光臨帶來一個新的開端，從此較大地影響了中國的未來。

　　回到上海後，毛澤東的工作不是很順利。毛澤東在廣州與彭湃的合作使他意識到，自己在上海機關裡的做法有些不對頭。

　　日常工作方式是一個問題。毛澤東不像其他人那樣滿足於從文件上瞭解世界，他不願墨守成規。有些人常抱怨他的不守紀律，旅途中常常一個人溜走。但這只是一種徵兆。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李立三等人嘲笑毛澤東過分熱心國民黨的工作，簡直成了胡漢民的秘書。當孫中山處於肝癌晚期時，風暴乍起。明眼人不難看出，派系複雜、暗懷戒心的國民黨人正在策劃反共。

　　然而，毛澤東的眼睛只盯著統一戰線，「一切工作都打著國民黨的招牌」。在1924年夏他仍然這樣堅持。共產黨中很少有人同意他的意見。

　　毛澤東感受到了壓力。他失眠了——這是不常有的——健康狀況有所下降。他在中國共產黨中的地位更加孤立，到1924年底，他離開了共產黨總部。同時，他再也不是可以信賴的連接國共兩黨的橋樑了。

　　1924年2月回到上海後，毛澤東在這一年中沒有發表過任何文章。1925年，他的文章主要發表在國民黨的新刊物《政治週報》上，當時他被指定為這個刊物的編輯。

　　毛澤東雖然在上海，但沒有參加1925年1月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這次會議的氣氛是傾向注重城市工作，同時還有對國民黨的疑慮。會議結束時發表的公報中，「農民」一詞在每次提到時都與「工人」一詞用連字號連接起來，好像農民不能夠獨立存在。

　　會議結果對毛澤東來說是例行公事，他被趕出了中央委員會。

　　毛澤東精疲力竭，陷入了困境。在自傳中他掩飾了這種緊張，甚至連第四次代表大會都不提。他這樣淡淡地對斯諾說：「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養——我在上海生了病。」

　　毛澤東善於隨機應變，這種技巧使他終生受益。如果說他能夠受一時的感情驅使而衝動起來的話，他同樣也知道如何退卻。該撤退的時候，他會退回到那有根的地方。

　　與一些同事不同，毛澤東保留著自己的生活領地。韶山的農田是屬他的，他沒有放棄也沒有出售。往事並非不堪回首。

　　父親留下的田產所得能派上很多用場。如果他想脫党轉向別的人生道路，他不愁缺資金。他也有錢請農民吃飯，並借機與之攀談。

　　在長沙時，毛澤東常回韶山小住。1925年早春，他在老家待了較長時間。在近半年的時間裡，他脫離了通商口岸，脫離了文件和委員會，脫離了辦公室中的鬥爭。

　　毛澤東在鄉村召開政治會議，把一部分田產收入用作共產主義事業。在韶山老鄉的眼裡，毛澤東倒是子承父業。他是個地主，即使是紅色地主。他舊為新用。

　　毛澤東把血緣關係攜入政治紐帶之中，他所有的家庭成員都投身于革命。這在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高級成員中是不常見的。

　　27歲的毛澤民，在完成了安源的工作後，即將出任在上海的中共出版社發行部經理。19歲的毛澤覃剛剛加入中國共產黨，他一直在長沙忙於長兄曾從事過的學生運動。繼妹毛澤建在湖南的嶽北從事組織工作。楊開慧自1922年起就是中共黨員，她在長沙和嶽北從事教育和組織工作。她曾一度到上海工作過，但與毛澤東不在一起。

　　現在，毛澤東、楊開慧的婚姻關係不再像1921年和1922年那樣親密了。「知誤會前番書語」，1923年年底，毛澤東在給楊開慧的詩中有這麼一句。

　　除家庭成員外，毛澤東還動員了他的很多親屬。在有關毛澤東回韶山的回憶文章中，可以看到很多「毛」姓的族人。毛澤東發動了毛福軒、毛新枚、毛遠堯、毛月秋和其他許多人。家族關係給毛澤東帶來了方便。

　　1925年春節，毛澤東合家團圓。楊開慧和兩個兒子都在，毛澤民也回了家，可能還有毛澤建。家族關係和事業上的志同道合一定給了他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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