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憶錄第十三章抗美援朝七年(9)

第十三章抗美援朝七年(9)

　　六十三軍通過三個多月冷槍冷炮和小分隊戰鬥活動，即斃傷俘敵一千二百三十九名，占該軍這段時間殲敵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八。狙擊手們的神奇槍法，使敵人提心吊膽，惶惶不可終日，整天蹲在坑道、碉堡裡不敢露頭，白天連飯也吃不上，水也喝不上，情緒十分沮喪。我每到陣地作調查研究看到這種景象，聽到這類彙報，都不禁聯想起抗日戰爭時期冀中軍民圍困、逼退敵人碉堡的類似情景，鼓勵指戰員就這樣「零敲牛皮糖」，向敵人「擠陣地」，長期同敵人鬥下去，直至勝利。

　　在中央正確的戰略方針指引和上級的正確指揮下，我十九兵團自入朝參加第五次戰役至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底，共殲敵十四萬四千二百多名（包括配屬軍的戰績在內），並在戰鬥中經受住鍛煉和考驗，軍政素質都得到很快的提高。

　　§把敵人打服打怕

　　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彭總回國治病。軍委決定他在志願軍中的一切職務由志願軍第二副司令員陳賡代理；六月十一日，陳賡奉調回國，又由志願軍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鄧華繼任志願軍代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七月十一日，又調我十九兵團司令員楊得志任志願軍第二副司令員，協助鄧華負責作戰方面的工作，調志願軍副司令員韓先楚任十九兵團司令員。

　　因韓先楚司令員忙於西線工作，一時未能到任，楊得志司令員推遲到八月十八日才離開兵團赴任。楊得志司令員自一九四七年秋天從晉察冀野戰軍第二縱隊調晉察冀野戰軍任司令員，到野戰軍改為兵團，他在這支部隊工作了五年多，為加強部隊建設，為歷次戰役戰鬥的勝利，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建立了很多戰功；在共同的戰鬥中，他與全體指戰員建立了深厚的戰鬥情誼。同志們都捨不得讓他走。兵團黨委研究，兵團機關要開一個大會為楊司令員送行。他非常謙虛，再三謝絕，但按黨委意見，歡送大會仍如期進行。

　　這次大會除兵團機關和直屬隊的排以上幹部參加外，還請了幾個軍的負責同志參加。會上，我和幾個軍的負責同志都講了話，回顧五年多來楊司令員的功績，希望他臨別時，留下對兵團的寶貴意見和指示，到志願軍總部後，經常回兵團來視察，多多給予指示。個個發言，情真意切，表達了大家依依惜別的心情。最後，請楊司令員臨別贈言。他在表達了對兵團的留戀之情後，根據當時的形勢和任務，提出了六點很中肯的意見和希望，言詞誠懇、真摯，使大家深受感動和鼓舞。大會發言後，我們特地邀請了剛劃歸十九兵團指揮的三十九軍、四十軍兩個軍的文工團作了精采的表演，使歡送大會更加熱烈。

　　我與得志同志自一九四六年冬同時調到晉察冀軍區第二縱隊共事以來，特別是一九四九年六月我調到十九兵團工作之後的三年多時間裡，我們一起率部千里進軍大西北，決戰蘭州解放寧夏；並肩率部奔向抗美前線，參加第五次戰役，粉碎敵人的夏、秋攻勢，建設地下長城，守衛鋼鐵防線，蹙眉共籌破敵良策，舉杯同飲祝捷美酒。

　　這種在戰火中錘煉出來的戰友情誼，隨著戰鬥歲月的增長而日益濃烈，不是兄弟，勝似兄弟，惜別之情，更難以言表。所以，得志同志臨走的前一天——八月十七日，正是個星期天，我利用劉平同志放假的時機，在家裡為得志同志和他愛人申戈軍同志「餞行」。所謂「餞行」，並沒有什麼豐盛佳餚，只是在我的宿舍——一個有幾根木頭和一些樹枝、茅草搭個頂蓬的小土洞子裡，四個人圍坐在用樹樁、木板釘起來的粗糙的小桌子旁，喝一點祖國人民慰問的酒，別無什麼下酒的菜肴。大家邊啜口酒邊談談心，雖很簡陋，但情意卻比美酒更甘醇更濃郁。因為不僅我與得志同志倆情同手足，劉平和申戈軍也是從二縱開始幾年來很少分開的，加之她們都是河北老鄉，更加親密。我們兩家在西安就同住在一排平房，入朝時，她們二人都懷有孕，不得不留在安東的後方留守處，一九五二年春分娩不久，便把僅幾個月的孩子交托兒所，並肩奔赴朝鮮前線。

　　申戈軍在兵團司令部工作，劉平在兵團政治部工作，兩個部門隔個山頭，但節假日有時還可團聚。由於大人間的深厚情誼，兩家的孩子們也似一家人一樣親密無間。他們自己按年齡大小排下來，楊榮華、李新生、楊柏華、李新星、楊秋華，還有剛出生幾個月的楊京華、李京生，都象同胞兄弟姐妹一樣互相稱呼，我們到前線以後，他們同在太原的後方幼兒園，年長幾歲的楊榮華、李新生，嚴然是個大姐姐、大哥哥，愛著、護著弟妹們。他們往前方給我們寫信，都統稱「爸爸媽媽們」；要是我們四人中有一人因開會或公務回國，到幼兒園去看望他們，他們都會一齊歡快蹦跳著圍攏過來，親熱地喊「爸爸」或「媽媽」，讓你應接不暇。直至今日，兩家孩子雖都當了爸爸、媽媽了，但這種親熱的稱謂依然不變，兩家關係仍十分密切。

　　事有湊巧，楊得志司令員剛走四個月，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因志願軍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調西海岸部隊聯合指揮部工作，我又奉調志願軍總部任政治部主任，再次與得志同志一起工作。

　　一九五三年春，敵我雙方經過兩年多的激戰，在三八線一帶形成了對峙。我軍依託以坑道為骨幹的支撐點式的防禦體系，粉碎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進攻，使敵人消耗越來越大，內部矛盾越來越深，處境日趨被動；而我軍的技術裝備越來越增強，鬥志越來越高昂，處境日趨主動。在此情況下，楊得志和第九兵團王建安司令員向中央軍委提出了舉行反擊作戰的建議。軍委同意了他們的意見，於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發給志願軍首長的電報中指出：「根據目前情況，在我確有充分準備下，舉行小規模的殲滅戰，每次殲滅敵人一兩個排至一兩個連，例如『丁字山』、『老禿山』、『織女星山』一類的作戰，使我九兵團及其他兵團取得新的戰鬥經驗及促進停戰談判均有利。」

　　接軍委電示後，鄧華代司令員即由西海岸部隊聯合指揮部趕回志願軍總部，開始進行夏季攻勢的準備工作。四月三十日，志願軍黨委舉行全體會議。會上，鄧華作了夏季反擊作戰計劃的報告，我作了反擊作戰政治工作及反對官僚主義的報告（當時國內正開展「三反」、「五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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