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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勝利與挫折(11)


  當時部隊絕大多數同志是農民出身,而他們卻只提拔工人出身的人。不問其是否具備幹部條件,只要是無產階級成分的就提拔。除了長沙、安源的一些礦工外,手工業工人也照樣提拔起來,而且一下子就提為團、師政委,擔任高級領導職務,這樣,就大大削弱了部隊的作戰指揮和政治工作。同時,他們還大搞「查田查階級」運動,查到誰是地主階級出身,不問是否屬實,表現如何,鬥爭歷史多久,就說誰是階級異己分子,將他們開除出紅軍,摧殘了許多有用之才。

  他們剛剛進行過「肅反」運動,又以反「右傾機會主義」、「遊擊主義」、「富農路線」、「羅明路線」、「調和主義」、「兩面派」等各種罪名,大搞宗派主義,懲辦主義,對不堅決執行他們的錯誤主張,而擁護毛澤東同志正確領導的好幹部則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大批地進行懲罰和撤換,隨意提拔同他們氣味相投、只知隨聲附和的人,嚴重地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好作風。家長制橫行,一言堂成風。尤其是在福建、江西和紅軍中反對所謂「羅明路線」,打擊面更寬,影響更壞,危害也更大。

  事實真相是:一九三三年,羅明擔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並組織「中共前敵委員會」以指導前線的工作。他對閩西情況比較熟悉,根據前線實際情況大膽地向黨中央提出了幾點建議。其中談到要積極堅持岩(龍岩)永(永定)杭(上杭)地區的遊擊戰爭,這個邊沿地區條件比較困難,「赤化千里,籌款百萬」應因地制宜,所有土地稅款等收入不能完全集中到國庫,應留一部分作為地方的機動費用,否則脫離生產的遊擊隊等人員無法維持生活。還談到「創造百萬鐵的紅軍」也應從閩西的實際情況出發,除動員一部分兵員補充主力紅軍外,還應動員一部分兵員補充地方武裝,以鍛煉提高地方武裝的戰鬥力,更好地保衛和發展革命根據地。在「擴軍」工作中,也要量力而行,因為蘇區地方不大,人口不多,幾年來動員再動員,擴大再擴大,究竟要動員、擴大到什麼程度,需要有個限度,不能無止境地擴大。如上杭縣才溪鄉,共有二千餘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擴軍突擊後,鄉里只剩下壯丁七人,還要進行突擊,這當然不現實。羅明雖然一再寫信給省委轉告臨時中央,說明前線這些情況,但「左」傾錯誤的領導者根本不予考慮,仍堅持要邊沿

  遊擊區上繳一切稅款和擴大百萬紅軍,並認為羅明是右傾機會主義者,是對革命悲觀失望的、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逃跑退卻路線,是反對黨中央的「布爾塞維克的進攻路線」的。於是在組織上普遍開展反羅明線路的鬥爭,並錯誤地認為在紅軍黨內開展反羅明路線的鬥爭尤為重要,只有肅清紅軍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才能保障最大限度地鞏固與擴大鐵的紅軍,堅決執行黨的「進攻路線」。這樣就把地方上反「羅明路線」的鬥爭擴大到紅軍中來,引起東方軍內部的嚴重混亂。

  當時,不少同志不明真相,被「左」傾空喊的口號所蒙蔽,認為羅明路線是「反革命」,更有認為羅明就是「反革命者」的,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甚至羅明同志從前線回來,連炊事員也不給他做飯吃。他去理髮店理髮,剛坐下,理髮師傅聽說他是羅明,馬上把他攆走,不給理髮。

  羅明同志被撤了職,還有很多好同志、中高級幹部也受到誣害、牽連。如保衛黎川原是我們閩贛軍區一個五百人的獨立團,後因支援東方軍圍攻將樂、順昌,調歸前總直接指揮離開黎川,當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國民黨周渾元軍的三個師進攻黎川時,黎川城內只剩下一個七十人的教導隊和一些地方遊擊隊,在敵我力量如此懸殊的情況下,我們放棄黎川以保存有生力量是必然的。但「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根本不體察實情,為了在軍隊中反「羅明路線」的需要,硬是給閩贛軍區肖勁光司令員加上所謂「退卻逃跑」、「違抗命令」、「右傾機會主義」等罪名,撤銷職務,開除黨籍、軍籍,並拘捕交最高法庭組織的「最高臨時軍事裁判法庭」進行公審,判處五年徒刑(「遵義會議」上已澄清是非,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左」傾錯誤的領導者就是這樣大搞懲辦主義,以對罪犯和對敵鬥爭的方式來進行黨內鬥爭。在福建開展反「羅明路線」鬥爭的同時,在江西也開展反鄧(鄧小平)、毛(毛澤覃)、謝(謝唯俊)、古(古柏)等同志的所謂「江西的羅明路線」,使許多地方幹部和部隊幹部均受到打擊,搞得人人自危,黨內、軍內恐懼心理和社會不安現象十分嚴重,大大削弱了東方軍的戰鬥力。這場鬥爭的實質就是為了反對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進一步推行其「左順冒險主義,因而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惡果。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蔣介石調動了五十萬大軍,分四路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反革命「圍剿」,其北路軍第八縱隊周渾元部已由南城、硝石向我黎川發動進攻,形勢十分嚴峻。

  恰在此時,國民黨十九路軍正準備發動福建事變,主動派人與我東方軍進行談判,聯合反蔣抗日。閩北軍閥劉和鼎、盧興邦等部失去十九路軍的支持,頓時陷於孤立,這個新的形勢對革命十分有利。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者卻震驚于九月二十八日黎川一城之失守,不考慮東方軍在閩北正值消滅孤立無援的劉和鼎敵軍,向無敵人堡壘區大力發展蘇區,粉碎敵人「圍剿」計劃的大好時機,急令東方軍立即從將樂、順昌北上就敵,企圖收復黎川,與敵在抗河會戰。

  在「左」傾錯誤領導者的壓力下,十月四日,作為東方軍主力的紅三軍團只好從前線撤回泰甯集中,翌日向黎川北面的硝石前進。十月六日,當三軍團行軍到達洵口地區時,不期與敵遭遇,經過三天激戰,消滅了敵軍第六師趙觀濤部第十八旅(三個團缺一個營),生俘敵旅長葛鐘山,繳槍一千多支,迫擊炮二門。當時,敵第十八旅殘存的一個營據守在山頂土寨子,雖然山勢很陡,不易爬上去,但山上無水,我們再圍困它半天,即可迫使該營就殲。這算是第五次反「圍剿」中的一個意外的序戰勝利。但「左」傾錯誤的

  領導者不待困死之敵被殲滅,便命令立即向黎川以北敵人的鞏固陣地硝石進攻。當時黎川駐敵三、四個師,南城、南豐各約三個師,硝石正在這三點之間,各隔三、四十裡,處在敵軍堡壘群中心。當我軍進入硝石時,發現已鑽入敵堡壘群縱深之中,完全失去機動餘地;而且,泰寧以北之敵發現我主力在黎川方向,將向我泰寧進攻;黎川、南豐、南城之敵,亦向硝石增援企圖夾擊我軍。我軍連續攻擊硝石五天不克,處境日益危急,彭德懷當機立斷,連電陳詞反對繼續進攻硝石,十月十三日,敵軍四個師已由南城東援,進抵硝石,中革軍委鑒於東方軍已處於敵人包圍的威脅之下,才複電允許三軍團撤出硝石返回洵口、蓮塘一線,避免遭受嚴重損失。

  十月中旬,敵人為打通黎川與硝石的交通,以北路軍第三路軍第七縱隊薛嶽部四個師由硝石附近進抵潭頭市;第八縱隊周渾元部兩個師又一個旅,由黎川附近進到資溪橋。這樣敵人在十公里距離內集中了近七個師的兵力,企圖完成構築黎川、硝石之間的碉堡封鎖線,吸引紅軍前去進攻,以消耗和消滅紅軍。中革軍委無視敵情這一重大變化,十月十八日,調集第一、三、五軍團等部隊,要求插到敵人堡壘地帶間隙中去,在資溪橋附近與敵決戰,以求牽動敵人到堡壘外戰鬥而消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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