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憶錄第三章東渡贛江反「圍剿」(5)

第三章東渡贛江反「圍剿」(5)

　　當時在中央蘇區內，雖然有以英文Anti-Bolshevek（反布爾塞維克）的縮寫「AB」團為代號的國民黨特務組織在活動，但「AB團」的人數並不多。可是，面對敵人大規模「圍剿」，贛西南根據地內部又發生「富田事件」，部分指戰員對「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不理解，牢騷較多等情況，一些領導同志在「左」傾錯誤路線的指導下，一時對敵情估計過於嚴重，加之缺乏正確的政策和方法，因此，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我們紅三軍團到達小布進行整訓時，在開展反「AB團」的肅反工作中，一開始便出現了擴大化的錯誤傾向，而且逐步升級，越搞越擴大化。

　　那時候抓「AB團」的做法，完全憑主觀想像和猜測，不調查、不研究、不分析、不講事實，採用誘供、逼供的辦法，甚至把隊伍集合起來，排成一列長隊，首先宣佈「AB團」是反革命組織，「AB團」特務必須自首才有出路，然後察言觀色，看有膽怯、畏縮或臉變色的人，就命令出列帶走，進行誘供、刑訊逼供。刑訊完全採用對付敵人的辦法，除了吊打還有一種刑法，就是把被審人的雙手大拇指用鐵絲紮緊，然後從兩拇指中間打進一個木楔，問一聲：「是不是AB團？」不承認，再往裡打一下。俗話說「十指連心」，受審人疼得鑽心，有的便昏迷過去，非常殘酷。

　　因為「AB團」出在江西的富田、東韶一帶，而紅五軍中多數是湖南平江、濟陽一帶的人，所以抓「AB團」的重點對象大多找我們東渡贛江以後在江西參軍的新戰士，而這些新戰士根本不知道什麼叫「AB團」，他們聽說要抓「AB團」，也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當刑訊逼供時，都用江西土話大哭大叫「唉嗯敵喲（我不知）」，「唉嗯曉鴨筆團喲」（我不曉得「AB團」），但經過誘供逼供後，大都屈打成招，招供自己是「AB團」，接著，又逼他交代「同黨」。

　　新戰士入伍不久，認識的都是同鄉，於是，抓到一個「AB團」就供出一大片同鄉、同學，象滾雪球似地越供越多。不僅如此，有時還把自供是「AB團」的人帶到隊伍面前，指著隊列裡的人逐個向他提問：「這個是不是？」「那個是不是？」只要他說聲「是」，或者一點頭，當即就把被指的人抓起來，再進行誘供逼供。經過刑訊逼供的人大多屈打成招，一承認是「AB團」，不幾天就槍斃了。當時紅五軍全軍不到一萬人，肅反就誤殺了二三百人，搞得人人自危，嚴重地削弱了部隊的戰鬥力。

　　毛澤東、朱德同志很快發現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給黃公略同志一封信，信中寫道：「富田事變實為黨內少數分裂分子所為，被國民黨特務利用……蘇區的廣大幹部、群眾和紅軍戰士是好的，少數同志對戰略退卻一時轉不過彎來，是可以理解的。要勸說肅反委員會的同志停止過火行動……大敵當前，務必保持部隊內部的團結穩定，前委要求全軍同志，消除隔閡猜疑，把我們的精力用到反圍剿上來……」

　　毛澤東、朱德同志這些指示精神傳達到部隊後，加之反「圍剿」的反攻階段即將開始，肅反工作才暫告停止，挽救了一些尚在審訊的戰士，也沒有再禍及到團以上幹部，所以這一次肅反在紅五軍中沒有誤殺到團以上幹部還算萬幸。

　　我們紅五軍根據上級指示，當時也成立了肅反委員會，主要由軍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軍政委張純清負責；我是軍黨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也是肅反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參加過審訊，領導叫怎麼搞就怎麼搞，當開始審出「AB團」成員時，我曾大吃一驚，認為自己過去思想麻痹，敵人已經鑽進我們軍部來了還沒有察覺。

　　可是，過了幾天，「AB團」越抓越多，我便逐漸產生了懷疑，不相信會有那麼多「AB團」；特別是對刑訊逼供的做法看不慣，心想：古代小說中寫過許多「屈打成招」的冤案，我們怎麼能搞這一套呢？但在當時的形勢和政治氣氛下，誰也不敢提意見，誰提了意見，輕者說你「右傾」，重者會引火燒身，也被當成「AB團」抓起來，招來殺身之禍。所以，我只能採取消極應付的態度，審訊時埋頭記錄，不發言或少發言，現在想來，真感到內疚，愧對慘遭冤屈的好同志。可是，當時有的同志並沒有認識到肅反擴大化的危害，在總結第一次反「圍剿」勝利的經驗時，還提出「肅一次反，打仗就一定打勝仗」。

　　實際上，因為肅反擴大化搞得人人自危，打仗時，大家怕別人講自己不勇敢，是「AB團」；而打仗犧牲了，總比當作「AB團」被槍斃好。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我們的戰士是多麼忠誠老實，多麼好呵！他們雖然害怕被打成「AB團」，但他們不消極、不逃跑，更不投敵，寧肯戰死沙場，也不願被人誤解為「AB團」，這種精神實在感人，也促使我們曾盲目執行過錯誤路線的同志深刻反思！

　　回顧這次反「圍剿」鬥爭，還有個教訓是值得記取的。就是活捉張輝瓚後，將他戴高帽示眾已經不太妥當，但在農民運動高潮時期已習慣于捉土豪劣紳遊鄉，戰士出於對敵人「圍剿」的氣憤，將張輝瓚戴高帽示眾也情有可原。更不應該的是有的同志出自對敵人的仇恨，未經報告總前委批准就擅自將張輝瓚殺了，並把他的頭割下來，裝在一個木匣子裡，用木排順流漂往潭頭的方向去，說是「叫張輝瓚去南昌給蔣介石報喪」（後被敵人打撈取走）。這種極「左」的做法是十分幼稚和魯莽的。

　　我後來才聽說，張輝瓚是湖南人，曾在湘鄉任湘軍第二區司令，參加過北伐戰爭，與黃公略還有過私交。黃公略曾書贈張輝瓚一對條幅，抄錄屈原詩句：「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願遙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張輝瓚頗有感觸，回贈黃公略衡山石硯一方。「馬日事變」後，張輝瓚追隨魯滌平反共，曾對他的朋友說過，當年投身北伐革命，所到之處，盡受民眾擁戴；自從「馬日事變」後，到處受到老百姓的反對，內心感到惶惑與苦悶。所以，他被俘虜後，對紅軍的情緒並不太對立，如果加以教育，也有可能轉變立場，可惜當時就把他殺了。後來，張輝瓚的老婆跑去找她堂弟朱耀華，借著朱耀華旅的兵力，在我中央蘇區大肆燒殺報復，朱耀華也成為反共的死硬派，欠下蘇區人民一筆筆血債。這也是我們沒有很好地執行俘虜政策造成的後果。

　　毛澤東同志對這件事批評多次，此後就很少發生殺害俘虜的事，更沒有發生殺害敵人高級將領的事，挽回了殺掉張輝瓚這件事的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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