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正操回憶錄(112)

一一二

　　國民黨軍隊進攻阜新時，林彪率山東部隊的一、二兩個師及新四軍三師的七旅進到法庫地區，將東北民主聯軍總部設在法庫境內。當我們途徑法庫時，曾遇到林彪、陶鑄，談到黃克誠部隊和李運昌部隊的改編問題。林彪主張把李運昌帶的部隊編掉，散佈「新兵新槍，老兵老槍」的不滿論調。因為李運昌部隊去的早，人數多，新兵多，骨幹少；黃克誠部隊到的晚，未能大量補充新武器及新兵，老兵多，骨幹強，是客觀情況。李富春和我的意見，兩個部隊應該混編，團結互助，取長補短，爭論最後沒有結果。雖然沒有採取編掉李運昌部隊的辦法，但也未能實現兩部合編。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到撫順參加東北局召開的會議，不久即轉移到梅河口繼續開會。我代表分局彙報了西滿分局成立以來的工作。彙報提綱是經分局富春等同志研究的，我講了這樣一些內容：

　　第一，西滿情況及工作方針：由於東北工業交通發達，特別由於日寇軍事上的統治，經濟上嚴格的配給制度，農村經濟極為貧困，手工業破壞殆盡，鄉村物資原料大部集中城市，城市人口相當集中。現因戰爭關係，工業一部已破壞，大部停滯，工人大批失業，工業用品很缺乏。當年秋後農村剩餘糧食無法運出，農產品與工業品的剪刀現象正在發展，因此我們在東北建立根據地，第一必須力爭控制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線，以便開展廣大農村工作。第二必須迅速切實地放手發動廣大鄉村來鞏固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線的控制，恢復農村經濟，發展手工業，改善農民生活，發展中心城市輕工業，吸收失業工人，並開闢對外貿易，有效地包圍孤立大城市。單純的城市觀點是不行的，而單純依靠鄉村小部分建立根據地的觀點與單純以農村及糧食為基礎的財經觀點，在東北也是很難以行通的。

　　第二，東北人民在敵偽十四年的法西斯政治經濟的壓榨下，民族矛盾掩蓋了階級矛盾的尖銳化。過去東北人民的革命鬥爭經驗也較缺乏，中間力量階級比關內要大。因此，我們目前必須堅持廣泛的統一戰線的方針，堅持爭取多數打擊少數的原則，爭取大多數的中間分子到我方面來。現在要以民族鬥爭的口號即肅清敵偽殘餘的反奸清算運動作為發動西滿人民起點，廣泛吸引與照顧中間階層參加，以基本群眾作基礎（包括各階層人民）發動大規模的人民運動。

　　第三，國民黨在東北有其政治影響與合法地位，有其社會基礎，特別是敵偽官僚、憲警、漢奸、特務。日寇投降後國民黨以長春為中心，到處欺騙群眾，進行特務活動，組織反動武裝，今後一個時期的活動及影響會更擴大，我們必須提高警惕。但另一方面應估計國民黨過去在東北並無多大基礎，二三月來的行動已開始在群眾中暴露其真面目，只要我們能與人民結合，能具體地揭發國民黨罪惡，善於等待與啟發人民的覺悟，國民黨愚民的實質在東北不但就要全部暴露，而且人民對其盲目正統也能迅速打消。在東北目前對國民黨的政策應當第一緊握和平民主團結的旗幟，反對國民黨的內戰獨裁政策，廣泛開展反內戰的運動。並要向群眾說明，國民黨終究還要進行大規模內戰，我們要與人民共同起來自衛。

　　第四，我們在東北有長期奮鬥八年敵後抗日，與首先出關配合紅軍解放東北的廣大影響，有比國民黨要大的軍隊，已控制廣大地區，群眾開始發動，而國民黨雖已插長春路等有利條件，但有很大困難。從對東北人民的政策，現在力量的對比與時間的可能上與全國鬥爭配合，並求得與蘇聯政策密切配合，我在東北爭取優勢的可能是完全存在。自然我們是有許多困難甚至嚴重困難的，但這些困難還不是決定的，因為當前的基本問題決定我們如何迅速克服自己存在的嚴重弱點，力爭時間迅速地適當發展主力與發展幹部力量。在三個月中與國民黨作鬥爭，擴大與鞏固控制地區，發動群眾，整編部隊，消滅土匪，及有計劃地解決財經任務，奠定根據地相當基礎與三十萬大軍的戰鬥力量，即可粉碎國民黨的進攻。要使幹部瞭解自蘇聯紅軍進入東北，日寇投降，八路軍出關後東北人民自發地掀起了一個廣大的解放高潮。我們在這高潮中擴大了部隊，收集了物資，與東北人民見了面。但是到我們長春線撤退後，第一個東北人民的高潮已過去了，現在只有靠加強自己，正確地把握政策，放手發動群眾，造成東北人民的第二個自發性的群眾高潮，使我們真正與東北人民結合，我們才有更大的力量，才能克服困難解決問題。

　　第五，西滿地區接近地廣人稀的廣大蒙古地區，而與熱河相接，戰略地位很重要。滿中地域比較狹長，除鐵嶺、阜新、北票煤礦與榨油制酒輕工業外，工業不發達，除糧食及部分棉花外尚未發現日偽其他倉庫。而長春線物資均大部東運，經濟基礎與後方建設基礎均不強大，兵團的集中活動與補給較困難，因此西滿工作還應特別注意：力爭控制由齊齊哈爾至大虎山的幹線，保障西滿軍事的機動與經濟發展，並努力建設騎兵；努力開展蒙古工作，保持遼西陣地與鞏固的後方；與冀熱遼保持密切聯繫，為共同保衛冀熱遼與西滿而鬥爭；經濟上力爭自力更生，發展工商業，但又要得到東滿、南滿、北滿的幫助；西滿地區特別冀熱遼地區為敵我必爭之地，必然艱苦與困難，要準備長期堅持鬥爭。

　　當時林彪反對佔領城市並批評以彭真為首的東北局單純軍事觀點，留戀大城市。高崗的說法是：「要脫下皮鞋，穿上，到農村去。」我認為按當時情況如果不佔領城市，飯都吃不上，穿不上衣服，彈藥也沒有。如我們剛到鄭家屯途經農村時就沒飯吃，還得到日本開拓團那裡找飯吃。我們當時吃飯、穿衣、擴兵都需要依靠中、小城市和次要鐵路線。農村種棉無衣穿，種糧吃不上，甚至連碾磨都沒有。但同時在農村要發動群眾，除奸、反霸、清匪，組織生產，解決群眾生活。

　　我沒有到齊齊哈爾工作。正式調離西滿分局是在一九四六年八九月間。我認為西滿分局執行政策沒走多少彎路，工作是有計劃地穩步前進。西滿地區當時是很重要的，是通向關裡的一個大門，輸送幹部、來往部隊、鐵路運輸都要經過這裡。

　　西滿分局的工作當初主要是富春、我和張平化負責，領導班子團結一致，重大問題經過充分討論，工作親自動手，講話、起草電報、報告等都親自動手，一般不用秘書。我們都直接下去發動群眾，和群眾見面。主要是富春同志為人正派，忠厚老練，黨性強，顧全大局，凡事好商量，民主作風非常好。那時我和富春同志說：「我可給你作個不熟練的嚮導，大政方針由你定。」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時，我向他講到梅河口會議精神，富春同志說：「沒問題，那個彙報提綱（總結西滿分局三個月工作提綱）是分局的一致意見。」而林彪卻武斷地指責我那是「給人家抬轎子」。至「文革」前夕，甚至誣指彭真、林楓和我為「桃園三結義」，進而編造「東北叛黨集團」的假案，誣陷迫害，株連了大批革命同志和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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