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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五、有第三顆子彈嗎

  中國人民剛結束了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戰,迫切需要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休養生息。但蔣介石卻倒行逆施,把人民又拖入了內戰的深淵,必然要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

  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屆人士10余萬人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倒行逆施,要求恢復和平。情緒激昂的群眾公推馬敘倫、雷潔瓊、閻寶航等人為代表前往南京請願。當天下午,請願代表到達南京下關車站,突然遭到了國民黨當局精心策劃的自稱「蘇北難民」的大批暴徒的圍攻和毒打。馬敘倫等多名代表身受重傷,前來歡迎的人士和記者也被毒打和驅散。這就是著名的下關慘案。

  下關慘案發生後,善良的民主人士自然無法坐視。

  6月25日,梁漱溟、黃炎培、章伯均等人聯名致信國民黨當局,聲稱:此次下關慘案「情節離奇,遐邇莫不驚異」,「並非全由下關之軍警不得力,而突出于一種特務活動,人所共見,不容否認。」因此,他們一方面要求政府嚴懲兇手,另一方面請國民黨「取消特務機關,切保人民之各項自由」。

  然而,國民黨既然敢發動全面內戰,就自信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因而撕去了民主的外衣,露出兇殘的本來面目。這時的國民黨已經孤注一擲了,對於敢於反對他的人,就不惜大開殺戒,既使是手無寸鐵的民主人士。7月11日,下關慘案血跡未幹,民盟中央委員、激進的左翼人士李公朴又在昆明街頭被暗殺。

  15日,民盟另一位中央委員聞一多又慘遭毒手,暴死于昆明。

  慘案接連發生震驚了全國,特別是李公朴、聞一多之死對於民主同盟觸動很大,他們不得不向國民黨當局再次提出嚴重抗議,而身為民盟秘書長的梁漱溟更是挺身而出。

  李公樸被害的消息當天就傳到了南京,當時民盟中央的其他負責人都在上海,梁漱溟便以個人的名義發表聲明。他說:「公朴先生被害,無疑是為了當前政治鬥爭,儘管正兇沒有捕到,好像無法證實是國民黨特務之所為,但此事無待申說,大家心裡都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現在政治是這樣黑暗,統治者已經超過法律,用特務手段行其統治。」四天后,又傳來了聞一多被害的消息,梁漱溟又以民盟秘書長的身份發表書面聲明:「李聞兩先生都是文人、學者,手無寸鐵,除以言論號召外無其他行動。假如這樣的人都要斬盡殺絕,請早收起憲政民主的話,不要再說,不要再以此欺騙國人,」「我個人極想退出現實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這樣,我卻無法退了,我不能躲避這顆子彈,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倒要看看國民黨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光,「白色恐怖無法壓彎梁漱溟的錚錚鐵骨,反而打消了退出的想法,激起他鬥爭的勇氣,他已不再顧忌個人的安危,將鬥爭的矛頭直指國民黨當局。

  17日,梁漱溟又負責起草了民盟中央的聲明,控訴國民黨政府的暴行,並向全國人民疾呼不要屈服於壓力,而應團結起來,為自己的生命安全和言論等最基本權利抗爭。言辭可謂激烈、大膽。

  然而僅過一天,也就是7月18日,民盟北平市委負責人孫中原被暴徒綁架。這一連串的政治事件使梁漱溟明白,僅僅表明聲明抗議是沒有用的,必須要拿出確鑿的證據,讓國民黨當局無可辨駁,才能打擊國民黨的囂張氣焰、贏得國人和國際社會的支持。

  7月22日,梁漱溟等民盟主要負責人聯名致函國民黨政府,公開要求「政府立即選派公正人員,與本盟所推派之人同赴昆明進行調查慘案真相,早日公諸社會。」國民黨政府自然不會答應,但卻也不能斷然拒絕,於是只同意民盟自行派人獨立調查,政府給予交通和調查中的便利。民盟最初推選羅隆基負責去昆明調查,但特務卻放出風聲:羅不能去,否由就將死在昆明。羅隆基便不願前行,並同許多教授和民主人士躲進了美國領事館。潘光旦和費孝通更是去了廣州,不再過問政治。險惡的環境並沒有使梁漱溟退卻,在他人都不敢去的時候,他卻挺身而出,決定親往昆明調查。在臨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他拍案而起:「特務們!你們有第三顆子彈嗎?我就在這裡等待著!」

  他的浩然正氣令國人欽佩,也震懾住了國民黨特務,由於梁漱溟目標太大,反而保護了他,使他免遭毒害。

  8月6日,梁漱溟一行經重慶抵達昆明,開始獨立調查李、聞案件真相。國民黨雖然沒有指派特務暗害梁,卻對調查進行百般阻擾。首先,他們派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壽賢「陪同」梁同往昆明,一路監視梁的言行;之後,蔣介石又特派顧祝同等幾名國民黨政府要人和大批軍警飛往昆明,名義上協助調查,實際上嚴格控制梁的行動。他們與雲南省主席盧漢、警備司令霍揆鄣以及昆明警署上下通氣,百般阻撓。

  在特務的嚴密監視下,加上幾個月來的恐怖氛圍,各方面的人都不敢和梁漱溟接觸,更不敢公開提供證據。因而,調查開始進展得十分艱難。幸好,梁漱溟得到了美國領士館和中共昆明地下組織的幫助。美國大使館曾就李聞案件在昆明調查過,掌握了不少有用的材料。而李、聞二人都是左翼人士,與地下黨接觸頻繁,因此地下黨也掌握了一些第一手資料。梁漱溟經過一段緊張、秘密的工作,基本弄清了案件的內幕,收集了大量物證和部分人證,並調查清楚了兇手正是雲南省警備司令霍揆彰的手下湯時亮。

  調查既有結果,梁漱溟立即電告民盟中央,民盟中央呼籲政府立即召開李聞案的公審大會。而梁在昆明也無法再繼續調查了,便於8月22日飛回上海。

  25日,梁漱溟在上海召開記者招待會,公開報告了此次調查的經過和結果,在譴責國民黨政府的同時,也提出:李、聞案件系政治性案件,交給一般法院無法判決,應立即移交南京組織特殊法庭審理。但梁也明白這一主張難以實現,因此特別強調:如果政府不採納我們的意見,我們也用不著強求,因為這只是又一次證明了政府的隱私。

  特別法庭自然沒有開庭,而「公審大會」在國民黨阻撓下也無法進行,況且即使舉行了也不會有什麼意義。於是,震驚全國的李聞案就這樣悄無聲息的結束了。但李聞二人的慘死卻具有重大的價值,他們用生命和鮮血喚醒了國人,教育了仍對國民黨抱有幻想的第三方面人士,使他們認清了國民黨的反動的本來面目。尤其是梁漱溟,親往調查李、聞案使他進一步瞭解了國民黨的黑暗統治,儘管他仍然堅持保持與國共兩黨「等距離外交」,但畢竟由此而傾向于中共一方。因而,對於梁的政治態度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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