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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五、蕭牆禍起

  來自外部的壓力雖然暫時消失,但內部的分歧出現了,而這種內耗往往是人們最不願看到但卻最致命的。

  這次組建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雖較之統一建國同志會組織紀律嚴明、系統完備,但由於各民主黨派之間利益、原則的差別,所以合作的程度有限,在同盟的指導思想、根本原則方面就存在很大分歧,必然會導致禍起蕭牆的悲劇。

  就拿身為同盟主席的黃炎培來說,他為人老成持重,因而就傾於本位主義和保守,既想成立第三者的同盟發表獨立的主張又不敢得罪國民黨。本來,在黃炎培的親自主持下,同盟會已通過了十二條綱領,但臨到集會簽名時,黃突然通知推遲會期,而改約張、梁等少數人細談。他提出十二條綱領應先後分別發表,個別重要條款應該暫時保留,以免引起國民黨當局的反感和破壞。他的提議當時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梁漱溟、李璜等率直的人乾脆直接指責黃的懦弱怕事,「欲顧全自己包袱,即不必作政治運動;欲作政治運動,即不能顧全包袱。」最後,與會者還是達成了妥協,決定納領暫時擱置,待時機成熟再發表。

  同時,在創辦同盟會的機關報《光明報》時,也發生了許多爭執與不快。按照原定計劃,本來委託宣傳部長羅隆基主持辦報,但羅卻改變主意不願意辦理此事。梁漱溟無奈之下,只好親自前往香港。由於國民黨當局的重重阻撓,梁3月離開重慶,直到5月20日才抵達香港。梁在香港等了一段時間,仍不見張君勱、羅隆基等人到來,只好與當時在港的民盟人士協商辦報事宜。值得慶倖的是,他還得到了中國共產黨駐港負責人廖承志和在港的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等人的幫助。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努力,《光明報》在1941年9月18日正式創刊。

  在辦報期間,青年党的代表曾琦忽然向梁漱溟推薦陸榮光為副經理。因為編制已滿,實在無法安排,梁漱溟便拒絕了。結果有一天曾、陸邀梁漱溟去茶樓談判,對梁軟磨硬施,百般要挾。曾琦竟然聲稱:你如此堅持,拒不接受,我們便不再是盟友,我們將以敵人對待你。但梁漱溟還是頂住了壓力,始終沒有任用陸榮光。

  像曾琦這樣的威脅還可以應付,但另一件事卻使梁漱溟簡直無法忍受。報紙出版後,經費仍然十分緊張,梁決定親自前往新加坡一帶向華僑募捐。不曾想在路上碰上了國家社會黨《國家社會報》社會長徐傅霖。兩人也算是同盟會的同志,因此見面十分客氣。

  梁漱溟為路上遇到熟人而十分高興,於是說明了此行的目的。誰知徐當時面色一變,立即怒目相向,毫不客氣地對梁說:國社黨是同盟的成員之一,你我同去募捐,你代表的是同盟《光明報》,我代表的是國社黨《國家社會報》,那麼一切樂助者肯定將捐款只給你,而不會給我;你去了,我就募不到了。所以,你要去,我就不去,如果我去,你就不能去。如果你一定要去,只有決裂。徐態度十分強硬,任憑梁漱溟怎麼勸說也不通。結果梁漱溟念其古稀之年,又不願引起與國社黨的爭執,只好相讓,自認倒黴。

  在香港辦報的這段日子,梁漱溟為了同盟會的利益,不計個人得失,委屈求全。卻得不到他人、尤其是自己往日朋友和同志的理解支持,不由感到十分寒心。但值得慶倖的是,同盟終於成立而《光明刊》也終於創刊,這對於他或許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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