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梁思成和林徽因 | 上頁 下頁
3.少年時代(1)


  梁啟超在1918年末前往歐洲去參加凡爾賽和會。從他的基地巴黎出發,他用了幾個月時間訪問英國和漫遊歐陸。由於他要把他的主要精力用於重新審查中國文化的所有方面,他回到了中國,而這將是他生命的最後十年了。他也有些擔心他的孩子們在清華的學業,怕注重英語和自然科學會使他們忽略中國文化知識,而他本人在他們這麼大時已經造詣很深了。

  一種非正式家庭教育項目的鬆散的夜學堂已經由做父親的進行了多年,現在是加強它的時候了。1920、1921和1922年的夏天就用來做這件事了。梁啟超實際上為一批經過挑選的學生,包括思成和思永、他們的堂弟妹們以及他的年輕門生們,在他的天津的家裡開設了一所中國學的學校。他用上午九點到十二點來講課,它們不時被學生們的問題所打斷。下午從三點到五點,學生們把梁啟超的講稿刻在蠟紙上並複習一天的功課。他的講稿後來出版了。

  不僅每天都受到父親思想的薰陶,而且連他的有名的熱情洋溢的表達風格也都加以模仿,對兒子們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梁思成後來指出他父親的治學方法對他和思永的影響特別大。兩兄弟在中國研究方面都作出突出貢獻這一事實——思成研究中國建築史、思永研究中國考古學——證實了他們父親教導的智慧和力量,也證實了兒子們的非凡能力。

  當梁啟超客居英國的時候,他對威爾斯的《世界史綱》印象頗深。這本書當時風靡英國和美國,並被譯成多種文字。迫切需要一個中文譯本,他本想自己幹的,不過,如他在給大姐的信中說的:「我的英文不怎麼好,兒子們便自告奮勇。在年輕的歷史學家徐宗漱的合作下,兩兄弟在1921年夏天承擔了這一工作,一直幹到次年二月。」

  父親的謀算有好幾層。首先他當然希望他的兒子們像當時西方普遍主張的那樣接觸世界歷史。同時這一作業對於他們新近獲得的英語能力是一個很好的測驗。最後,這對於發展他們的中文寫作能力也是一個很好的練習。他在同一封信裡對大姐說:「因為我要教我的兩個兒子學中文,這個夏天我得花掉幾個半天的時間,現在是每天兩個小時修改他們的翻譯稿。所以那翻譯名義上是『孩子們』的,實際上是我做的。有時我半天只能完成一千字,要是我自己幹,我用這麼多時間可以寫四千字了。」1922年3月,手稿完成了。192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兩卷本。

  當時大姐一家住在菲律賓,她的丈夫在馬尼拉當總領事。她的母親從天津來,可能是來此就醫。她在馬尼拉期間做了癌切除手術。1922年夏天父親派思成來到馬尼拉把她接回天津。在他抵達時,他寫信給他父親報告說,母親「已經完全從重病中康復過來①。」既然擔心都解除了,他奉父親之命買了一輛汽車給家裡用,並且作為大姐的禮物,買了一輛哈裡·戴維遜牌摩托車給自己。這兩輛車都裝上他們乘的船運了回來。

  徽因和她父親于1921年下半年回國把她和思成的婚姻問題又重新提了出來。1923年初他們下定了決心。1月7日,梁啟超寫信給大姐說,「思成和徽因已約定結婚。」他又加上一句重要的說明,「我告訴他們,他們在訂婚之前必須先完成學業。訂了婚就要趕快結婚。可是林家主張他們立即訂婚,我們的朋友們大多也是這樣主張。你的意見如何?」

  父親的意見得到了遵從。直到1927年秋天才宣佈訂婚,1928年3月才舉行婚禮。父親關心的是思成和徽因的學業。當時節制生育還不為人知也不可得。如果結婚頭一年就建立一個家庭就會打斷他們的學業並使他們承擔起超出他們負擔能力的花費和責任。

  就在這一周,梁老先生寫了另一封有遠見卓識的信。這次是寫給徐志摩的。父親就像許多別人一樣,對於這個早就是他的愛徒的年輕詩人充滿了愛慕。當然他也熟知徐那放蕩不羈的「野馬」脾氣的危險性。徐志摩在1922年3月離了婚。梁啟超寫這封長信的目的,既是要譴責徐志摩拋棄他的妻子,也是要保護徽因和思成,使他們不受徐志摩完全有能力造成的混亂的傷害。他在信中無一字提到徽因,但要徐志摩不要「把自己的歡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不要「追求幻夢中的極樂世界」②。

  徽因仍然敬重和愛著徐志摩,但她的生活已經牢牢地和思成聯繫在一起了。長久的計議已定,她就能投身于徐志摩創辦的新月社了。這是一群積極參加白話文運動的年輕作家的社團,白話文運動是要推行現已被普遍接受的把口語用於文學寫作的做法③。

  這是徽因寫作生涯的開始。她寫出了她最早的一批詩歌、短篇小說和散文。但是據思成說,她第一次發表的作品是奧斯卡·王爾德的浪漫派散文詩的譯文:《夜鶯和玫瑰》。我不知道它是在哪裡發表的,但它可能是在北京或天津一家報紙的文藝副刊上,它們是新月社成員早期的重要園地。

  二十年代初北京的文化活動是非常活躍的,尤其對於來訪的西方文化使者表現得特別友好。這就激起了徐志摩向中國聽眾介紹西方藝術成就的熱情。他和徽因負責組織了提琴家弗裡茨·克萊斯勒一次非常成功的音樂會,那是一位西方藝術家首次把西方著名的古典音樂節目帶到中國古都來上演。

  ①. 《年譜》,1922年6月28日,618頁。
  ②. 1923年1月2日的信,載許開餘《二十世紀中國詩歌選集》68頁,轉引自《徐志摩全集》胡適序,4-5頁。
  ③. 他們自己的刊物《新月月刊》幾年內不曾出版,後在上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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