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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長征(1)


  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
  長征,是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
  長征的勝利,曾宣告了敵人圍追堵截的破產,開創了革命戰爭的新局面,為中國革命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1935年11月1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2、第6軍團從湖南桑植出發,於1936年10月22日勝利抵達寧夏將台堡,從而實現了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師,結束了偉大的長征。

  在長征中,我在紅2軍團第6師擔任政治委員。憑藉馬燈、篝火、月光,我曾逐日記下了那一段段艱苦的歷程。遺憾的是,這些日記在後來的戰爭歲月中全部失掉了。但是,正如長征這塊用紅軍的血與肉鑄就的革命基石和歷史豐碑永遠鋪墊在共和國的大廈裡,永遠矗立在億萬人的心目中一樣,長征的偉業及其精神也始終銘刻在我的心裡。長征路上,那長眠的戰友身影,那廖戰的槍雨劍幕,那跨越的萬水幹山,那激蕩的革命正氣,時時撲面而來。

  §跳出堡壘區

  1935年11月,紅2、6軍團收縮到蘇區中心不久,在桑植縣劉家坪的總指揮部駐地召開了師以上幹部會議。

  這天,陰雨綿綿,秋風瑟瑟。我們圍坐在一盆炭火邊,聽賀龍總指揮、任弼時政委下達衝破敵軍「圍剿」、實施戰略轉移的計劃。蘇區面臨的形勢,也象這屋外的天氣一樣,陰冷肅殺,寒氣逼人。

  當時,中央紅軍和紅4方面軍已相繼長征到了西部地區,長江以南只剩下這一支主力孤軍奮鬥,威脅武漢、長沙等國民黨統治的腹地。蔣介石調集

  130個團的正規軍,加上地方保安團隊,共約30萬兵力,以堡壘為依據,從四面八方向湘鄂川黔蘇區中心圍攻上來。根據地一天天縮小,形勢一天天嚴峻。為此,湘鄂川黔省委和軍委分會決定:2、6軍團以迅速果敢的行動從南面衝破敵人的堡壘封鎖,進入湘中無堡壘地區,進行勝利的運動戰,求得在湘黔邊廣大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

  會後,郭鵬師長和我回到6師,立即傳達黨的決走,進行思想動員。我們把面前的困難以及戰勝困難的辦法如實向部隊講清楚:大批敵軍已經包圍上來了,要想在日益狹小的蘇區內戰勝敵人是不可能的,只有跳出去,跳到敵人後面,跳到沒有堡壘的地方,跟敵人打運動戰,才能取得勝利。同時,我們根據上級所發材料,向部隊宣傳全國蘇維埃運動和抗日反蔣運動的新發展,宣傳中央紅軍長征在川西取得的勝利(由於2、6軍團與黨中央電訊聯絡中斷,我們不知道中央紅軍已經北上陝甘),使同志們從中看到光明的前途,樹立必勝的信心。

  部隊的動員本來比較容易。因為過去經常遭到敵人「圍剿」,在蘇區內打不退敵人時總要跳到外線去。我們把這些情況講清楚了,戰士們也就明白了。不過這次卻遇到一個特殊的問題:雖然沒有哪個人講突圍後不回來了,可我們都清楚這次突圍跟以往不同,能不能回來?何時回來?很難講。估計會走得更遠一些,時間更長一些。因此,要離開蘇區,離開家鄉,離開生養我們的紅色土地和父老鄉親,大家都有一種依依不捨之情,有的還受著「故土難離」觀念的羈絆。特別是我們紅2軍團,從幹部到戰士,有許多人原本就是蘇區子弟,不僅是新編的第5師,而且在4師、6師兩個老部隊中間除了洪湖籍外,湘鄂邊的人也很多。

   為了保證這些戰士在離開蘇區後堅決地執行戰略轉移任務,各個黨支部專門做了教育工作,除了講抗日反蔣的鬥爭形勢和任務之外,還引導大家放開眼界幹革命,自覺破除鄉土觀念。認識提高後,許多蘇區籍指戰員主動向自家的親屬做解釋工作。

  在思想動員、教育的同時,我們組織全師進行政治、軍事、物資方面的突圍準備,以使部隊能比較充分地應付今後的困難。政治準備,由我負責,主要是加強党的基層組織建設,加緊發展了一大批新黨員,整理、充實了各連隊的黨支部,並對党團員作了專門教育。軍事準備,由郭鵬師長負責,突擊訓練了擴大來的新戰士,演練運動戰所必需的戰術、技術。物質準備,主要是動員輕裝,把所有不必要的東西減掉,每個人打了三五雙草鞋。

  在此期間,2、6軍團整編了部隊,把桑植、大庸、永順、龍山等幾個地方獨立團編為2軍團第5師和6軍團第16師。我師18團團長賀炳炎17團政委譚友林調到5師擔任師長、政委。整編後的2、6軍團各轄三個師,總計2萬人,分別集結在劉家坪、瑞塔鋪兩地,準備突圍。

  蘇區群眾從蘇維埃政府動員堅壁清野中知道紅軍要走了,很多人趕來看望自己的子弟。6師師部住在劉家坪旁邊的一戶獨立人家,附近一位老太太的兒子就在師裡當兵。6師還有很多家屬都是我的熟人,她們從洪家關、樵子灣來了很多,直接到師部找到我,言辭懇切地說:「漢生,我這個兒子交給你了……」「漢生,我的丈夫交給你了……」其言其情,感人至深。

  我不能不承諾下來:「放心吧,我會照顧好的。有我廖漢生在,就有你們的兒子、丈夫在!」同時我也對來隊家屬做工作:「紅軍走了,白軍來了,蘇區人民要吃苦的,請多保重,不管我們走到哪裡,一定會回來的!」

  俗話說,一諾千金啊。我對鄉親們的一句承諾,竟使我從此背上了永難償還的感情債。她們的兒子、丈夫有許多都在長征中犧牲了,有些連犧牲在什麼地方我也很難說清。這筆沉重的感情債,在我心頭壓了幾十年。全國解放後的30年間我也遲遲沒有回去看望故鄉,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此。一想到那些犧牲了的同志,一想到那些紅軍家屬們,我的心就不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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