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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拿起刀槍跟賀龍(5)


  這時,紅4軍已經編起兩個團和一個軍部特務營,紅1團團長賀桂如、黨代表龍在前,紅4團團長陳宗瑜、黨代表徐錫如,特務營營長賀沛卿。老百姓中間流傳著一句話,叫作「1團打勝仗,4團鏢鏢槍」,形象地概括了它們的特點。1團是紅軍的主力團,比較正規,集中了全軍能打響的步槍300余支,紅軍打勝仗主要靠1團。4團是由鶴峰縣那陽關的一支「神兵」隊伍和農民武裝編成的,士兵多為「神兵」出身,武器主要是梭鏢、大刀,因此又叫「神兵團」。

  「神兵」是活躍在湘鄂川黔邊地區的一種帶有封建宗教色彩的農民武裝。其成員大多是被壓迫的貧苦農民,其宗旨是「滅兵滅捐滅稅」,其組織以神壇為單位,亦農亦兵。出戰前要拜菩薩、念咒語、吞朱砂,身系紅腰帶,頭纏紅布帕,刀槍掛紅,自信「刀槍不入」,作戰十分神勇。「神兵」的封建宗教色彩很濃,有不少隊伍控制在地主豪紳或巫婆神漢手裡。

  紅軍初創時期,以賀龍為書記的中共湘鄂西前敵委員會「對神兵領袖採取分化政策,吸收其下層覺悟的群眾,成為黨的群眾」(1928年9月賀龍給中央的報告)。黨組織和紅軍成功地把鶴峰鄔陽關以陳連振、陳宗瑜父子為首領的「神兵」,從簡單的「滅兵滅捐滅稅」引導到打倒封建官僚軍閥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上來,而後將這支「神兵」收編為紅軍特科大隊。老百姓不曉什麼叫「特科」,就根據諧音叫作「鐵殼大隊」。後來特科大隊擴編為紅4團,老百姓仍根據其出身稱作「神兵團」。這次與向子雲作戰,我們縣農會也帶著農民赤衛隊配屬紅4團。

  向子雲率部傾巢出動,仗著人多槍好,自以為消滅紅軍沒得問題。他給部下發了許多棕繩子,揚言:「要把紅腦殼們一個個捉回來。」同時,他為了消除部下害怕紅軍「神兵」的心理,又發了許多小孩子打水仗玩的唧筒,裡面灌滿烏雞狗血,說:「有了這玩藝兒,撒到那些神兵身上,神法就不靈了。」

  針對向下雲驕橫而愚蠢的特點,賀龍軍長擺下一個埋伏陣,把部隊拉出城外,隱蔽起來,又叫紅4團特意打扮了一番,人人頭纏紅布帕,梭鏢大刀也都掛上紅布條。

  敵軍渡過澧水,逼近城垣,發現是座空城,以為紅軍被嚇跑了,大搖大擺地向城內開進。

  突然間,槍聲大作。賀桂如率領埋伏在梅家山制高點的紅1團首先發起

  攻擊,隱蔽在城內的小部隊也向敵人襲擊。陳宗瑜團長率領紅4團出現在東門外,頭纏紅帕的戰士們高舉著掛紅的梭鏢大刀,象一條躍動的火龍,沿著東門外300多級的石階昂然直上。

  東門樓上的敵人嚇慌了,兩挺水機關槍一槍沒放,撒腿就跑,邊跑邊喊:「神兵來了!神兵來了!」

  敵軍人踩馬踏,亂成一團。有些膽大的也顧不得打槍了,只是拿出唧筒把烏雞狗血往紅軍戰士身上噴。我們的戰士已經不是過去那種吞丹畫符的「神兵」了,而是用革命思想武裝起來的「紅色的神兵」,不管那一套,沖上去就繳槍抓俘虜。

  在紅1團和紅4團的勇猛攻擊下,敵軍大部被殲,賀龍軍長命令特務營乘勝追擊。

  向子雲帶著殘兵敗將拼命回逃,跑到赤溪渡口時船隻早就被紅軍撐走了。敵人象一群被趕急了的鴨子撲通撲通往河裡跳。

  那天天氣熱得很,跟在敵人後面緊追的特務營營長賀沛卿是個胖子,更是熱得受不住。他右手提著駁殼槍,左手拿著大蒲扇,一邊追一邊扇。這事後來被老百姓傳得神乎其神,說:「紅軍神兵團厲害,扇子兵更厲害,一扇子能把幾十人扇到河裡去!」

  敵團長向子雲抓住騾子尾巴冒險泅渡,剛到河心,一股急流湧來,把他吞沒了。

  這一仗,向子雲全團覆滅。紅軍自身的傷亡卻微乎其微,只是「神兵團」一些戰士的衣服被烏雞狗血弄髒了。

  第二天,桑植城召開慶祝赤溪大捷暨縣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大會。校場坪上紮起三個檯子:一個是農民協會的,一個是蘇維埃的,一個是紅軍的。台下人山人海,紅旗飄揚,各鄉的代表和縣城附近的群眾都來了。農民來的尤其多,農民協會那個檯子上的人也最多。「苞圠佬」們第一次挺起腰杆,登上檯子,掌握了自己的命運。

  正在開會中間,忽然「轟」的一聲,農民協會的檯子因為上的人太多,壓斷了支柱,垮了下來。

  當時有的農民就說:「哎呀,不吉利,農民協會長不了,要垮臺了。」人們一時議論紛紛。也有人爭辯說:「檯子垮了,可以再紮起來,我們農民組織起來,拿起刀槍跟著賀龍鬧革命,當紅軍,垮不了!」

  此後,紅軍迅速擴大到4000多人,新設了1路、2路指揮,新編了2團、5團。紅軍主力向大庸、慈利出擊,根據地內的土地革命運動進一步開展,農會、工會、婦女會、兒童團、赤衛隊紛紛建立起來。我每天跟著縣蘇維埃主席吳天錫、農會主任陳昌厚到各鄉去開展工作。

  有一次,蘇維埃主席吳天錫帶著我和20來人的赤衛隊,到長瑞鄉去懲辦幾個有劣跡的人,其中一個是我的三伯父廖清齋。

  我的三伯父是個不務正業的痞子,幹過一些欺負人的壞事。一年前賀戊姐到我家老屋場躲避敵軍,他藉口照顧我們,騙戊姐說:「你把家裡的牲口、東西都給了別人,別人就不會來找你麻煩了。」結果他把戊姐的家產全騙到自己手裡,我們卻仍要東躲西藏。真是乘人之危,擄人錢財。吳天錫主席帶領我們以蘇維埃政府的名義把我三伯父法辦了。

  我們返回縣城時,又抓了兩個兵痞子。吳天錫押著兵痞子走前頭,我和赤衛隊走後頭。

  半路上天黑下來,那兩個傢伙突然拔腿猛跑。

  吳天錫在前面邊追邊喊:「快開槍!」他們三個穿的都是白衣服。不知是誰在後面開了一槍,誤把吳天錫打死了。

  以後,農會主任陳昌厚把我和他的警衛員賀炳炎帶到縣蘇維埃工作。紅軍在慈利、大庸出擊,攻打大庸縣教子埡團防的一處寨子,打了一個多月沒能完全打開,敵軍調集大批兵力圍攻上來。

  9月間,紅軍主動退出桑植縣城。我也回到賀民英隊伍上,跟隨紅軍一路轉移。

  紅軍退到桑植邊界的樟耳坪,遭到敵軍重兵襲擊。突圍時紅1團團長賀桂如、紅4團團長陳宗瑜不幸中彈犧牲,部隊傷亡了幾百人,不得不退往鄂西鶴峰等地。

  這一年秋天,我已滿18歲。

  初涉人生的18年,我從我的家庭,從桑植,從湘西,初步認識了中國社會,初步認識了中國共產黨。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給了我思想的啟蒙,如火如荼的工農武裝鬥爭給了我人生的理想,叱吒風雲的賀龍更為我樹起一個英雄的形象。

  他那種敢於反抗惡勢力、為貧苦人打天下的宏大氣魄,那種追求真理、忠於革命的堅定信念,那種失敗了再幹、永不服輸的倔強性格,那種不圖高官厚祿、不俱艱難困苦的鬥爭精神,都對我產生直接的深刻的影響,使我走上拿起刀槍跟賀龍的革命道路。

  我始終是把我的18歲作為參加革命的起點。這不僅是因為我從此長大成人,更重要的是因為我從此成為一名紅色遊擊隊員,一名蘇維埃的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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