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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拿起刀槍跟賀龍(1)


  中國革命的道路曲折而漫長。它是無數先驅者經過探索和追求開拓出來的一條歷史必由之路,是無數先烈們用鮮血和生命鋪築而成的一條艱苦奮鬥之路。

  在這條路上,我走過了60餘年的風雨里程。

  每當回首往事的時候,不能不想起我出生的那個革命風暴迭起的年代,不能不想起用血與火的鬥爭哺育我成長的故鄉熱土,不能不想起給了我重大而深刻影響的革命引路人賀龍。

  §我的少年時代

  我的故鄉在湖南省桑植縣。

  同其它革命老根據地一樣,桑植也有兩個特點:一個是窮,一個是交通不便。因為窮,革命才容易發動,容易得到人民的響應。因為交通不便,工農武裝割據才能夠實現,革命根據地才能夠存在。

  桑植位於湘西北的武陵山中,澧水源頭,湘鄂川黔四省交界處。在那個軍閥混戰、社會動亂的年代,這裡地貧路塞,經濟落後,官匪豪紳橫行肆虐,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深刻的社會矛盾和特殊的地理環境,使這裡成為一個「有槍則王」的世界,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武裝蜂擁而起,自立一方:有稱王稱霸的軍閥,魚肉鄉里的團防,恃強淩弱的財主豪紳,打家劫舍的土匪刀客;也有設壇習武、抗捐抗丁的「神兵」,除暴安良、抑富濟貧的「民軍」。

  在與險惡的自然環境和殘暴的統治階級作長期鬥爭中,這裡的人民不僅形成了吃苦耐勞、淳樸倔強的性格,而且鑄造出英勇不屈、敢於鬥爭的精神。為了反抗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他們不畏強暴,不懼艱險,揭竿而起,向惡勢力進行過一次又一次的抗爭。特別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動和領導下,在賀龍的影響和帶領下,這裡的人民建立起一支英勇的紅軍,先後創造出湘鄂邊、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我就生長在這樣一塊地方。

  1911年11月14日(農曆辛亥年九月廿四日)我出生在桑植縣長瑞鄉(今樵子灣鄉)一個農民家庭。因為正值辛亥革命爆發之際,父親便按照鄉間流行的口號「推翻滿清統治,恢復漢家天下」,給我起名叫「漢生」。

  我的母親是一位篾匠的女兒,婚後生育了一女三子。我有一個姐姐、兩個弟弟。

  1986年桑植縣民族事務委員會給我來函稱,根據查證我的民族成分不是漢族,應定為土家族。

  我只記得,我家祖上幾代都是以土為生的種田人,而且都是單傳。從我爺爺那一輩起,為求人丁興旺、門第轉換,就取了一個頗為吉利的班輩排名「芝蘭百世昌」。到了我父親這一輩竟然有了轉機。父親兄弟六人,他最小,排名廖蘭湘,字六謙,號茂才。「茂才」是「秀才」的別稱。在全家人勤勞耕作的供養下,他以最優等畢業生的資格從桑植縣立高等小學堂畢業。以後,又去省城長沙讀書。

  我母親曾珍藏著一張舊照片,裡面站著三排穿長衫的青年,父親就在其中。母親還給我指認過一位先生,說他叫林伯渠,和我父親是朋友。據分析,此照當攝於1915年,其時林伯渠受中華革命黨總部之命在長沙組織反袁機關,任湖南支部黨務科長。由此推測,父親可能也是一個革命黨人或同情者。

  我5歲那年,父親從省城長沙回到湘西桑植,致力於鄉村教育,在本鄉本保辦起新學,教授國文,領著學生下體操。唱歌子,在鄉里很有些名望。第二年,我6歲,母親給了我一個竹編的書夾子,父親背著我走了幾裡山路把我送入一間私塾。儘管當時已經有了新學,但農家孩子的發蒙,仍要首先借助傳統的塾學和孔夫子,既學「人手足刀尺」《國語》識字課本,又背《論語》、《四書》。我在鄉下讀了四年書,換了四個私塾。

  在父母的共同操持下,我的家境漸漸好起來,搬出了山裡的老屋場,在平壩子邊上的樵子灣起了一座新屋。父親潛心教書,母親料理家務,日子雖不富足倒也安寧。然而這種日子只過了三四年就發生了變化。時代的風暴,社會的鬥爭,賀龍的影響,改變了我家兩代人的生活道路。

  從樵子灣我家新屋到桑植縣城約20公里,中間有個村落叫洪家關。村南小河上架著一座瓦屋橋,此橋今名「賀龍橋」。橋北頭有一棟木屋,這就是賀龍的家。我從小常常聽到有關賀龍造反的故事。

  賀龍少年時迫于生計,趕騾子販鹽,奔走在湘鄂川黔邊的崇山峻嶺中,飽受官匪欺壓,閱盡世事不平,立志要「反抗惡勢力,為貧苦人打天下!」為此,他加入過清末民間秘密反清團體「哥老會」,18歲時經桑植留日學生陳圖南介紹參加了孫中山創建的中華革命黨。1916年農曆二月間,賀龍邀集夥伴,手持菜刀,砸了桑植芭茅溪鹽稅局,奪得幾條槍,豎起「討袁護國」的義旗,拉起一支民軍,投身到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中,成為名震湘西、叱吒風雲的「活龍」。

  我父親曾被賀龍邀請從軍,但父親尚文輕武,不屑於舞刀弄槍。他倆雖然都參加過革命黨,但是各自的出身、經歷和志向卻有很大差異:一個是讀書人,一個是騾子客;一個要以教育振興鄉里,一個要以武裝打翻舊世道。但是後來,父親卻一改初衷,加入到賀龍軍中。究竟是什麼原因使父親改變的?我無從考究。但是我想,他是經過自己的反復比較和思索,認定賀龍所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毅然投筆從戎,來到賀龍的桑植獨立營裡任職。我在家中看到過賀龍給我父親的信封套子上寫著「廖營附」、「廖副官」這樣的稱呼,老百姓則稱他「廖師爺」,總之是在賀龍軍中做些參謀、書記一類的文墨事。

  父親參加賀龍軍後,離開了家,駐在縣內時抽空回家看看,走的遠了就很長時間不回來。

  有一次,賀龍的隊伍從我家附近的平壩子過,我和另一個小孩子跑到路邊田埂上看「過兵」。

  只見一支隊伍走過來,隊中一個兵的身後背著幾根「大令」。這「大令」跟古戲裡的令箭一樣,我知道它代表著長官,它到哪裡就好比長官本人親自到哪裡,查崗查哨,巡視軍情,糾察軍紀,下級見了都要向「大令」敬禮。

  我正看得入神,一位留著「一字胡」的軍官來到面前,他就是賀龍。賀龍笑眯眯地問:「你是誰家的小孩呀?膽子這麼大,敢看兵喲!」

  當時老百姓是怕兵的,一聽說「過兵」唯恐躲避不及,誰還敢看兵呢。

  我回答他:「我是廖家的。」

  他又問:「你父親叫什麼名字?」

  我告訴了他。

  賀龍誇了我幾句,率隊向洪家關方向去了。我沒料到,這次看兵卻看出了一段親事。

  不久以後,我父親向賀龍請假回家,說要給兒子定親。

  賀龍問:「是不是我見過的那個?」

  父親說:「不是,有人給漢生的弟弟提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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