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31)_學達書庫

三一

　　§第八章　精神不死

　　「三·一八」慘案後，北京一片恐怖。奉系軍閥和直系軍閥聯合起來，瘋狂地加緊了對革命的迫害，到處搜捕革命黨人。當時，北京城貼滿了這樣的佈告：

　　「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死刑。」李大釗更是被張作霖等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一再被通緝。

　　這時，李大釗即轉入地下，從事秘密工作。

　　1926年3月底，李大釗和國共兩黨的北京領導機關一起，遷入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西院的舊俄兵營內。在敵人的嚴密監視下，李大釗的活動受到了很大限制，常有密探盯梢跟蹤。但是，他仍通過種種方法，和北方各地的革命組織、革命同志保持密切聯繫。

　　在他領導下，沉寂多年的兵營，一時成了北京革命運動活躍的指揮中心。外面雖是敵人的黑暗統治，裡面卻是熱火朝天地開展工作，在這裡活動的革命者最多時曾達300人之多。有的時候，日夜都有同志化了裝，躲過敵人監視，前來請示彙報工作，一些進步青年，以至大學教授，也常來求教。李大釗總是儘量親自接見他們，和他們談話，並審閱各地送來的報告，派出幹部，發出指示信，繼續領導北方的革命力量。

　　1926年7月，廣東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以湖南為中心的農民運動猛烈發展起來，在南方，展開了我國歷史上空前廣大的人民革命鬥爭。9月，國民軍也在我黨幫助下，願以國民革命和扶助民眾運動為職責，並配合北伐軍，進軍河南西部。北方黨組織和李大釗這時派遣大批幹部和革命青年去南方，積極支援北伐戰爭。

　　李大釗領導北方黨組織，積極發展北方革命力量。

　　僅北京一地，「三·一八」以後至1927年2月，共產黨員就在敵人的瘋狂搜捕和「討赤」、「驅赤」的恐怖氣氛中由300餘人發展到1000人以上，不到一年增加了兩倍多，共青團組織發展也很大，國民黨員也由2200餘人發展到4300餘人。

　　在革命力量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李大釗又聯合北京各進步團體，組織了「左派聯席會議」（簡稱「左聯」），使進步力量在共產黨的周圍緊密團結起來，更加孤立了國民黨右派。

　　在湖南等省農民運動的影響下，北方的農民運動也迅速發展起來，李大釗和北方各級黨組織派遣更多的同志到廣大農村中去，在這些地方突破敵人的黑暗統治，擴大了原有的農民組織，建立了新的農民組織和農民武裝，展開了新的鬥爭。

　　在敵人嚴密控制的城市，革命的刊物繼續秘密出版，除《政治生活》外，北京各大學都出版了革命的秘密刊物，如北大的《烈火》、《新生》、《下層》，師大的《新華》，燕京大學的《努力青年》，農業大學的《農光》，法政大學的《新社會》，藝術專科學校的《街頭之塔》等等。

　　李大釗繼續為《政治生活》撰寫了許多文章，他的《日本帝國主義最近進攻中國的方策》一文，用確鑿的事實，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勾結國民黨右派破壞中國革命的陰謀。

　　李大釗總是緊張地、繁忙地工作著，當他本人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行動自由的時候，他從不稍懈。

　　他善於在黑暗中看到未來的曙光，善於在敵人不可一世的威風中看到他們必然覆滅的命運，看到人民的覺醒，在異常艱苦、險惡的環境裡，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和必勝的信心。他的表姑曾問他：「你們老搞這事，也不怕麼？人家那樣厲害，兵權在手，今日趕，明日捉，把你們從這兒趕到那兒，你們不是自討苦吃麼？」李大釗答道：「他們就好比是一堵牆，我們搗來搗去，總會把這牆壁給搗垮的！」又說：「怕什麼！

　　早晚我們是要勝利的。我們的主義，就像莊稼人的種子一樣，到處都撒遍了，他們是破壞不了的。他們破壞了這兒，還有那兒長出來，沒有關係！」他也常對孩子們說：「農民們辛辛苦苦地種下東西，收穫的時候是多麼的歡喜呀！他們忘記了辛苦，只有快樂。我們的革命也是一樣，現在統治者雖然想盡辦法攻擊我們我們是不怕的。我們要挺身和他們鬥爭到底。我們要用最大的努力把革命的種子撒得到處都是等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我們會像農民把莊稼收回家來一樣的快樂！」

　　但是，李大釗自己的處境卻越來越險惡了。敵人進一步加緊了對北方革命指揮機關的監視與迫害。機關裡的工友閻振三出去送信，沒有回來；張全印一早出去買菜，也沒有回來。他們都被捕了。李大釗做了一切必要的準備，對各地的工作作了周密的安排，燒毀了重要的文件，還與同志們一起練習打手槍，準備應付最壞的變化。許多人勸他離開北京，都被他婉言謝絕，他說：「要走出北京並不難，就是工作離不開，我是不走的。」夫人趙紉蘭也很為他擔心，多次勸說，但他總是說：「不是常對你說嗎？我是不能輕易離開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給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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