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李大釗 | 上頁 下頁 |
二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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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還擔任了大會的許多重要職務,會上所設立的全部四個委員會中,他就擔任了三個委員會的委員,是大會兼職最多的一個。尤其是大會上通過的宣言和黨章,經過李大釗等共產黨的努力,表現出國民黨的巨大進步。但在討論黨章時,幾個國民黨右派分子卻跳了出來,反對黨內有党,反對共產黨員跨党,提出要增加一條「本党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的規定。進行破壞搗亂,還污蔑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是一種「陰謀」。因此,李大釗發表了嚴正聲明,指出:「我們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党以貢獻于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我們加入本黨的時候,自己先從理論上事實上作過詳密的研究。 本党總理孫先生亦曾允許我們仍跨第三國際在中國的組織。所以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李大釗的聲明,義正詞嚴,合情合理,批駁了國民黨右派分子的反動論調,清除了一部分人的疑慮。大會通過了實行三大政策的宣言和黨章,選舉了共產黨人李大釗、譚平山、於樹德為正式委員,毛澤東、張國燾、瞿秋白等為候補委員,參加國民黨的中委執行委員會。這樣,終於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建成了革命統一戰線。 有了國共合作的革命的統一戰線,又有了廣大革命根據地作依託,隨後又以黃埔軍校為基礎建立了革命的軍隊,所以中國的革命運動,在全世界革命高潮已經過去之後,還能從1924年起逐漸上漲,到1925年至1927年形成為巨大的革命高潮。 1924年2月底,李大釗從廣東回到北京後,立即用國民黨的旗幟展開工作。不多時,國民黨北京市黨部成立了,天津市和直隸省的國民黨部也成立起來了。接著,各地各級的國民黨部相繼成立。後來還成立了國民黨的北方執行部以及國民黨的政治委員會北京分會。在北方,幾乎所有的國民黨組織都是共產黨人著手成立起來並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為骨幹。 由於群眾運動的高漲和國民黨勢力的發展,李大釗的名聲越來越大。當時的北洋軍閥愚昧無知,他們害怕「赤化」,因為國共合作,他們也不分什麼國民黨、共產黨,籠而統之,把孫中山稱作「南赤」,把李大釗稱作「北赤」,都是他們心目中最痛恨的對象。 1924年5月下半月,由於張國燾的叛變出賣,李大釗、張昆弟、高君宇等許多共產黨員被北洋軍閥政府明令通緝,李大釗被迫避居到故鄉附近昌黎的五峰山。反動軍警不但搜查了他在北京的住址,而且曾經到他樂亭的故居去抓人,但他們兩次撲空。李大釗的夫人很為他擔憂,請人捎信到五峰山,想托白堅武做個人情,取消通緝令。李大釗堅決拒絕,他在給夫人的回信中說:去托白堅武大可不必,過去同窗時,我們雖是好友,但在去年「二七」慘案發生後,就斷絕了交往。他在直系軍閥幕下搖羽毛扇,而我卻站在革命的一邊。就是親兄胞弟,站在敵對戰線上也是常有的。何況我與白堅武?「那張不起任何作用的通緝令,沒有什麼可怕,」「這種無恥的迫害是嚇不倒我的。」「現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後再也沒有時間來照顧家庭了。你應當堅強起來,千萬不要為我的生活顛沛流離焦急,而要振作起精神來,撫養和教育子女。」「目前統治者的這種猖狂行為,只不過是一時的恐怖罷了。不出十年,紅旗將會飄滿北京,看那時的天下,竟是誰人的天下!」李大釗平時是那樣的忠厚,那樣的和藹,但一到緊要關頭,他的革命信仰就是那樣的堅定,他的鬥爭意志就是那樣的頑強!怎不令人肅然起敬呢! 1924年6月上旬,李大釗接到黨中央通知,委派他為首席代表,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6月17日至7月8日,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召開。李大釗代表中國共產黨在會上就中國民族革命問題發表了聲明,同托洛茨基集團的反列寧主義路線作了鬥爭。會後他留下來,擔任了我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他在蘇聯呆了近5個月,其間參觀了許多地方和單位,得以親眼看到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就,又親眼看到蘇聯人民和世界人民對中國革命的巨大支持,更加增強了他對共產主義和對中國革命勝利堅定不移的信心。這年初冬,李大釗不顧敵人繼續在通緝的危險,秘密地回到北京,立即投入正在高漲的革命鬥爭中。 李大釗對革命統一戰線方面的工作,首先集中于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黨派問題和社會團體問題,但他同時對團結各兄弟民族來共同參加中國革命也非常重視。還在1923年,李大釗就親自領導鄧中夏等一些同志,開始在北京蒙藏學校的青年學生中去進行工作,於1923年至1924年,發展了烏蘭夫等第一批中國共產黨蒙族黨員,在這個學校建立了黨的組織,一批先進的蒙古族青年覺醒並組織起來了。從此,蒙藏學校就成為我黨在少數民族中從事革命活動的重要據點。 李大釗、趙世炎等都非常關心和重視這個學校的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還時常來參加學校黨組織的會議,為大家講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道理,分析國內外形勢,使大家逐漸認清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關係、內蒙古民族解放鬥爭和全國各族人民解放鬥爭的關係,認清蒙古民族的徹底解放只有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獲得。在李大釗等深入細緻的幫助下,一些蒙族青年在政治思想上迅速成熟起來,蒙族學校的党團員也發展到數十人之多。在以後北京的歷次革命鬥爭中,蒙族學校的進步學生都常常站在鬥爭的前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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