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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1922年「五一」節,李大釗在北京學生和工人代表參加的紀念會上作了演講,又發表了文章,號召工人們「站起來」,「團結精進奮戰」!並針對當時一些小資產階級人士把「五一」節當成一種時髦來慶祝,指出:「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資本家的厄日」,中國勞動者應該用鬥爭來紀念「五一」節,而不應該去作那種為資產階級「點綴升平」的慶祝。並提出「反對國際的軍閥財閥的壓迫」,「改善工人境遇」,「八小時工作」等作為工人階級當前的鬥爭口號。

  李大釗不僅從宣傳方面積極推動工人運動,而且還作了許多具體的組織工作。當時,很多人常去找他談有關工人運動的事,北方的同志不僅把他看作是党的領導人,而且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良師益友,有了問題就來同他商量,向他請教。1922年,他辭去了北大圖書館主任的職務,改任校長室秘書,就是在校長辦公室,許多同志也常去找他,至於平時或晚上在家裡,去找他的人就更多了。他家的大門,不像當時北京不少人家總是關閉著、要敲門打戶通報姓名後才能進去,而總是虛掩著,工人同志可以自由地進進出出。

  李大釗還充分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爭取一些對工人階級鬥爭有利的條件,推動工人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1922年4月底5月初,爆發了直奉戰爭。奉系軍閥罪惡昭著,喪盡人心,直系軍閥吳佩孚,由於英、美帝國主義的支持,打敗了奉系張作霖,佔領了京津一帶,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權。為進一步擊敗對手,吳佩孚曾揭露張的劣跡,極力粉飾自己的門面,收買人心,拉攏工人,說工人支援戰爭有功,居然博得了「愛國將軍」的招牌,因而一舉打敗段祺瑞。李大釗分析了前後種種情況,利用軍閥間的矛盾,通過他的當時在吳佩孚幕下任政務科長的老同學白堅武,曾經親赴洛陽,與吳佩孚會談,使他通電發表了「保護勞工」等所謂「四大政治主張」。吳佩孚這樣做當然是假仁假義,他唱的所謂「保護勞工」之類的高調,全是騙人的鬼話,只是暫時對工人採取的籠絡政策。但是,我方爭取他發表這樣一個通電,在當時對工人運動的發展還是有利的,李大釗充分利用了這個通電,領導各地工人,去爭取一些可能爭取到的合法權利,「乘此努力成就本階級的組織,準備並訓練本階級的戰鬥力」。

  吳佩孚佔領北京,親日派的交通系內閣也隨之倒臺。但是,交通系曾長期把持中國的鐵路航運事業,他們的爪牙在鐵路上星羅棋佈,有著根深蒂固的勢力。

  李大釗又充分利用了吳佩孚和交通系的矛盾,他經過與吳佩孚幕下一些人物的私交關係,建議當時的直系交通總長高恩洪在每條鐵路上派一個密查員,高竟然應允。於是,我黨派了何孟雄、張昆弟、安體誠、陳為人等同志去擔任北方6條鐵路的密查員,這樣,京漢、京奉、京綏、正太、津浦等鐵路都有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密查員,極大地便利了這6條鐵路工人運動的發展,尤其是京漢路沿線,工運發展迅速,到1922年底,已經在沿線建立起16個工人俱樂部。

  李大釗自始至終直接領導了這幾個同志的工作。

  去交通部前,李大釗親自找他們談話,部署工作,解決思想問題。當時,有的同志對於到反動派的衙門裡去工作感到為難,李大釗指出:要從革命的利益著想。

  我們有了這個職務,可以掩護我們的秘密活動。同時,要注意搞好同周圍人的關係,最要緊的是不要暴露我們自己的政治身份。此後,李大釗經常找他們瞭解工作情況,並在工作上給予幫助和指示。

  由於李大釗的積極領導和許多同志的艱苦努力,北方工人運動、特別是鐵路工人,在党建立後的一年間普遍地組織起來,為北方工人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1922年7月,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大會分析了國際帝國主義宰割下之中國的政治經濟現狀,批判了當時資產階級的各種改良主義思想,正式提出黨的最高綱領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共產主義,最低綱領是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在中國人民面前首先提出了「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真正徹底的民主革命的口號。

  在這次大會上,李大釗當選為黨的中央委員。

  會後,李大釗在北方對黨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張展開了積極的宣傳,領導了北方反帝反軍閥的鬥爭。

  李大釗在這一時期發表了很多文章和演說,較系統地揭露了帝國主義當時對中國的種種侵略活動,特別揭露了美帝國主義所倡導的什麼「開放門戶」、什麼「四國銀行團」,都不過是「新國際共管」的代名詞,都不過是帝國主義共同壓榨中國的新花樣、鬼把戲!指出:凡是像中國這樣的被壓迫的民族國家的全體人民,都應該趕快的不躊躇的組成一個民主的聯合的陣線,去抵抗國際的資本主義。

  李大釗還有力地進行了反封建的民主主義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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