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傳(102)_學達書庫

一〇二

　　在瀋陽的幾天裡，林伯渠與民主人士頻繁接觸，「不是他們來看林老，就是林老去看望他們」①。林伯渠在交談中，獲知民主人士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新民主主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原則，擁護毛澤東主席在元月十四日提出的以徹底消滅反動勢力為基礎的八項和談條件，對於召開新政協，成立共和國政府，在原則上也表示贊同。但他們在新政府的產生方法、新政協組織與人事配備、今後各黨派存在與否、他們的發展前途以及中共對民主黨派的方針等問題上，還存在著一些不同的看法和疑慮。林伯渠對他們進行了耐心的解釋和說明，希望他們與中共共商建國大計，創建新中國，許多民主人士都感到很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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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於剛：《趕沈迎接民主人士經過》（未刊稿），1949年2月26日。

　　二月二十三日午後，林伯渠陪同民主人士乘火車離沈，翌日晚抵天津時，市長黃敬設宴招待。二十五日抵達北平。到車站歡迎的有中共方面的林彪、羅榮桓、薄一波、葉劍英、彭真，各界民主人士中有張東蓀、胡愈之、楚圖南、千家駒、雷潔瓊、費孝通等及全國學代會代表、鐵路工人代表共百余人。在車站舉行歡迎儀式後，民主人士分別前往北京飯店和六國飯店住地。二十六日，林伯渠參加了在懷仁堂舉行的歡迎民主人士大會，並講了話。由於要出席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林伯渠不能久羈北平，便同北平區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北平市市長葉劍英面商，請他對民主人士「政治生活的充實問題多加關注」。二十七日，林伯渠離開北平，前往西柏坡。

　　三月五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開幕。毛澤東在報告中說明了黨的工作重心已由鄉村轉移到城市，提出了促進革命取得全國勝利和全國勝利後，黨在軍事、政治、經濟、外交諸方面所應採取的基本方針和政策，論述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總任務和主要途徑。

　　林伯渠在二中全會上也作了發言，他完全同意和擁護毛澤東的報告，並對這次會議的重大意義講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我黨「前十四年的『八七』與六大，後十四年的三個會議（遵義、七大、此次），非常偉大。毛主席思想被全黨瞭解後，黨的事業就不同了。遵義會議轉變危機。七大意義更大，黨空前團結，能掌握全國形勢，《論聯合政府》及軍事報告，完滿的指出了方向。這次會議由量變到了質變：軍事上很明顯，現有三百多萬軍隊，打這麼多大勝仗；政治上，先有分散政權，現在統一起來；經濟上，多年鄉村經濟，現在接收城市。」他認為「這次會議是歷史轉變點」，也可以說「是城市工作會議」。

　　林伯渠完全贊同毛澤東在報告中提出的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的觀點。他說：「革命只是開幕，以後要做的事情很多。」他還對今後的工作談了三點意見。關於軍事，他說：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訴苦、三查、政治工作，都有經驗，但要注意勝利以後不要驕傲。」關於經濟，他強調指出：「經濟建設，要避免急性病，如停止紙煙生產，可能是一種損失。」搞經濟必須有「計劃性」，只有「一年的計劃是不夠的」，應成立一個專門負責計劃工作的機構。關於統戰工作，他指出：党要「與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使其在崗位上有職有權」，要準備做更複雜的工作，只要我們好好做，就可以團結他們。我們「要經過他們中的進步分子，領導落後分子。」今後做統戰工作要注意「反對關門主義，同時不要遷就。」

　　經過幾天的熱烈討論，會議通過了全會決議，批准了一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中央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批准了毛澤東主席于一月十四日提出的以八項條件為基礎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聲明。這次會議為黨在革命轉變關頭奪取全國勝利和建設新中國，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論上作了充分準備。

　　三月二十三日上午，林伯渠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同志，分乘汽車駛離西柏坡，於二十五日下午抵達北平。他們在西苑機場受到北平的黨、政、軍、民主黨派和各界群眾代表的熱烈歡迎，並舉行了閱兵式。

　　這時南京國民黨政府為阻止人民解放軍的進攻，正企圖通過和談實現其「劃江而治」的陰謀。為了揭露這一陰謀，爭取簽定一個以八項和談條件為基礎的國內和平協定。進城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決定派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為代表（四月一日加派聶榮臻）組成代表團，與南京國民黨政府代表團舉行和平談判，並通過廣播電臺，通知南京政府於四月一日派遣代表團前來北平談判。

　　四月一日下午，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首席代表張治中，代表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劉斐、李蒸，顧問屈武、李俊龍、金山、劉仲華等飛抵北平，下榻六國飯店。當晚，中共代表團設宴款待。飯後，周恩來和林伯渠邀張治中、邵力子談話。周恩來在談話中，一方面質問張治中，為什麼離開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見蔣介石？強調「這種由蔣導演的假和平，我們是不能接受的！」但同時也和他們商訂了有關談判的一些技術問題。

　　四月二日到十二日，雙方代表個別交換意見。林伯渠同南京的每個代表和顧問均分別進行了多次長時間的交談。他本著八項條件，逐個地徵求南京代表們的意見。他們的意見主要集中在第一條懲辦戰爭罪犯的有關問題上。邵力子說：「第一條不提為好。」黃紹竑則說：「對第一條簽字辦不到。」其理由是他們「自己不好確定誰是戰犯（如蔣），誰不是（如李、白）」①。個別代表甚至還高談蔣介石的「功勞」，林伯渠以鐵的事實，嚴辭駁斥，使得對方「面紅耳赤，流汗」②。林伯渠在與南京代表交談時，有的代表還談到了國民黨內部的矛盾，說「頑固派亦反對他們」，希望我方體諒他們代表團的處境，在談判過程中「示以寬大」。林伯渠及時將他們的意見，一一向毛澤東和周恩來作了彙報。李宗仁代總統在四月七日給毛主席的電報中，也表示希望我方在戰犯問題上採取寬大政策。鑒於這種情況，毛澤東在八日給李的複電中遂指出，在有利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有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的標準下「我們準備採取寬大的政策」。隨後，為著早日結束戰爭，恢復和平，促進談判取得成功，中共代表團在以毛澤東提出的「八條」為基礎擬定的《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中，也體現了這種寬大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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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林伯渠日記》《未刊稿），1949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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