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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


  〖出席黨的七大〗

  林伯渠從重慶回到延安後,繼續參加了党的高級幹部學習、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整風運動。為了討論黨的歷史問題,對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黨的路線作出總結,還在林伯渠赴重慶談判期間,中共中央在延安就召開了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這次會議採取大小會結合的形式,從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共進行了十一個月之久。林伯渠回到延安後出席了黨的擴大的七中全會。他非常同意黨中央和毛澤東對於解決黨的歷史問題所採取的方針,在會上說:我的想法,算帳是為了推廣生意。我們的生意已做了這麼多年,究竟盈虧如何?很有必要算一下。但是算一下,是為了好擴大發展,而不要多去爭論。他還提出,這個道理各代表團都應講一講。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經過認真的討論反復的研究,基本上通過了著名歷史文件《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運用馬列主義的理論和方法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傑出貢獻作了肯定;對黨的歷史上的若干問題,特別是對土地革命戰爭後期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王明「左」傾錯誤,作出了基本的結論。這一《決議》分清了路線是非,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的統一,它既是整風運動的偉大成果,又標誌著整風運動的勝利結束,為黨的七大的勝利召開,作了極重要的準備。

  在把黨的歷史問題理清之後,緊接著在延安就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七大的中心任務,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前夜,在中國革命處在兩種前途、兩種命運決戰的關鍵時刻,總結經驗,正確地制定黨的綱領路線,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並把抗日戰爭的勝利變為人民的勝利,建立新中國。出席這次大會的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補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著一百二十余萬中共黨員。大會選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林伯渠、彭德懷、陳雲、彭真等十五人組成主席團。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大會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隆重開幕。毛澤東致了《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林伯渠作了重要發言。他首先指出:「我們黨這次大會,是在首席解放區——陝甘寧邊區舉行的。這是一件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事情。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解放區人民已經翻了身;同樣地在我黨領導之下,全中國人民也一定能夠翻身。」他回顧自己四十年來參加中國革命的經歷時說:「我前十五年,為舊民主主義而奮鬥;後二十五年,為新民主主義而奮鬥。」「回憶過去的經歷,更加深切地感覺到只有新民主主義,才能救中國。而新民主主義的產生,是由於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工人階級覺醒了,中國開始有了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他熱情讚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最光輝的表現。」

  「這個學說是我們党和全中國人民爭取勝利的最銳利的武器。」最後,他用宏亮的聲音振臂高呼:「高舉毛澤東同志的旗幟勝利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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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日報》,1945年5月1日。

  七大的主要內容,是討論和通過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朱德的《論解放區戰場》和劉少奇《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這三個報告,科學地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抗戰以來的新鮮經驗,規定了黨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確定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在時局轉折的關鍵時刻,為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指明了方向。

  六月九日至十日,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林伯渠、周恩來、陳雲等四十四人當選為中央委員,廖承志、王稼祥等三十三人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在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林伯渠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六月十一日,七大勝利閉幕。這次大會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載入黨的史冊。

  六月十七日,七大代表暨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黨校大禮堂舉行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會場佈滿七大代表、各解放區及延安各界的挽聯、哀詞和花圈。七大全體代表的挽聯是:

  為人民而生,為人民而死,你們的事業永與人民同垂不朽;

  為勝利而來,為勝利而去,我們的任務是向勝利勇往直前。

  毛澤東主祭並致悼詞。林伯渠在追悼會上講話說:「死不會嚇倒革命者,一個人倒下了,有更多的人起來代替他,站在他的崗位上繼續戰鬥,直達勝利。」他高度讚揚死難烈士的偉大業績,號召全國人民與全黨同志,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為完成烈士們未竟的事業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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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解放日報》,1945年6月19日。

  七大閉幕後,陝甘寧邊區政府委員和參議會常駐參議員,于六月二十一日召開邊區各團體代表會議,商討發起籌備召開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林伯渠致詞說:毛澤東同志在七大的政治報告中,曾向各解放區人民提議盡可能迅速的在延安召開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以便討論統一各解放區的行動,加強各解放區的工作,援助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抗日民主運動及淪陷區人民的地下軍運動,促進全國人民的團結與聯合政府的建立。此項提議已獲得邊區與各解放區人民的熱烈擁護。邊區人民對這一會議將在延安召開,尤感興奮。會議經過充分協商後,決定向各解放區發通電。通電發出後,各解放區紛紛來電贊同,並在短短二十餘天時間裡,即選出參加籌備工作的代表抵達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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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日報》,1945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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