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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


  沿著延安到志丹的大道上,春雨潤澤了肥沃的田野,路旁熟地大部已翻過下種,茁壯的麥苗向陽挺立著。顯露在農民臉上的,是喜悅的顏色,他們一個個都趕牛到地裡去了,家裡只留下婆姨小娃。一路上運鹽牲口絡繹于途,南區合作社運鹽隊的小旗時常招展在人們的眼前,木板成了北上牲口主要馱運的貨物。羊羔早下來了,隨著大的羊群躑躅在青草蔥茂的山坡上。

  ……

  兩大任務是傳達下去了,問到鄉村幹部,他們都可

  以告訴你今年要生產和學習,……「本來嗎,老百姓搞的就是生產,政府替老百姓做事不搞生產搞什麼呢」,當我問到一個村主任對生產任務的認識時,他這樣表示出他的信心與熱忱。

  ……

  在逐漸的進步中,我們已看到下面的工作作風開始

  轉變過來了,農村的面貌也一天一天在改變著。在目前農忙的日子裡,農村裡找不到一個閒人,幹部也都下鄉了,活動在田隴間,山溝裡。過去只忙於動員工作,平時無事的現象已經消滅,現在鄉村工作是忙個不了,天天有新的內容,經常要去瞭解檢查。正如一個鄉村幹部所說的,現在問題是具體的,老百姓和你討論農貸、牛瘟、制紡車、合股買牲口,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上級也不是用過去的作風應付得了,不能不切切實實做去,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拿出具體事實來。……

  通過調查研究,林伯渠對農民在生產中許多具體問題,有了基本的瞭解,並在群眾中獲得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深入調查,使他掌握了領導邊區工作的主動權,同時,也為徹底轉變幹部的領導作風樹立了榜樣。

  整風運動的深入發展,使廣大黨員進一步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一九四二年,在中共成立二十二周年的時候,林伯渠發表了《舉起馬列主義的旗幟前進》一文,他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不僅善於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而且能夠以馬列主義的立場與觀點去繼承我們民族一切最優秀的傳統。」中國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線的經驗,武裝鬥爭的經驗,根據地建設的經驗,以及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是中國革命寶庫中的珍品,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革命的榜樣。」他堅信:只要忠實於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把它在實踐中加以發展,運用它去指導當前的革命運動,就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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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日報》,1943年5月30日。
  《解放日報》,1943年7月2日。

  在整風運動中,林伯渠經常說:「幹部決定一切,幹部的思想更決定一切。」對於犯了錯誤的幹部,他總是採取愛護和幫助的態度。一九四二年有這樣一件事,邊區政府秘書馮振寰因病去世,辦公廳指定總務處科長廖德震料理馮的後事。在收殮時,廖把死者的一支鋼筆留下自己用了。為了此事邊區政府機關黨總支開會批評廖的錯誤,林伯渠、謝覺哉等都參加了。會上,有的同志說這是品質問題,要開除廖的黨籍,一時持這種意見的還占了多數。林伯渠發言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現在邊區這樣困難,廖德震把死者鋼筆留下使用是可以的,其錯誤在於沒有給組織打招呼。要歷史地看一個同志,在長征途中,廖德震作戰非常勇敢,幾次攻城,都是他衝鋒在前和敵人搏鬥。對他的錯誤,應該批評幫助,但要全面的看這個同志。「批評幫助同志,就象下藥助人治病,『藥入不出汗,厥疾不瘳』,所以態度要嚴肅懇切,才能扶助有毛病的同志,勇於改正錯誤。」林伯渠的發言,使廖德震受到了很大教育,他作了深刻的檢討,表示一定要吸取教訓,搞好工作,將功補過。與會的年青黨員也都明白了「治病救人」的深刻道理,大家一致同意免于對廖的處分。

  林伯渠對老幹部關懷備至。徐彬如是一位老黨員,大革命時期,在廣東大學做黨的工作,曾和林伯渠在一個黨支部過組織生活。一九三一年由於在上海反對王明「左」傾錯誤,被打成反黨右派並被開除黨籍。抗戰開始後,徐彬如在林伯渠領導下,在西安工作了兩年多,一九三九年調回延安。林伯渠考慮徐彬如的經歷,在工作安排上注意從各方面使他得到鍛煉和提高,曾先後建議讓他擔任邊區參議會秘書長和留守兵團政治部聯絡部長。林伯渠對徐彬如在王明「左」傾錯誤統治時期被打擊迫害的歷史,深表同情。在整風運動中,他曾向毛澤東彙報過這個情況,並且要親自帶徐彬如去見毛澤東,把這件事情談清楚。後來,中央組織部長陳雲打電話對林伯渠說:「毛主席的工作很忙,你們不必找了。徐彬如的歷史問題可以解決。」此後,對徐的歷史問題便作出了正確的結論。直到一九七九年,徐彬如回憶林伯渠關懷幹部的情景時,還激動得熱淚盈眶。

  雷經天擔任邊區高等法院院長多年,中央調他到南方去工作。但他在擔任高等法院院長期間,有些問題未能得到很好解決,在整風運動中受到了批評,思想上有些包袱,也對邊區政府有些意見。林伯渠親自找他談話,主動承擔責任,做他的思想工作,解除思想上的疙瘩。林伯渠說:「過去政府對法院工作關心不夠,每年最多討論一次司法工作,使法院成了一個獨立的山頭,工作做好做壞憑自己,自覺性差的人就容易產生自流現象。近兩年來,司法工作的任務比較明確,方法也比較對頭,工作還是抓得緊的,成績也很顯著。你沒有學過法律,對於搞司法工作,大家都經驗不足,邊府對法院工作也缺少經常檢查,這在今後是應該加強和改進的。」林伯渠推心置腹的談話,使雷經天解開了思想上的疙瘩,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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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維漢同志的回憶》。

  王淩波是一九二五年入黨的老同志,對革命忠心耿耿,曾兩次被捕入獄,均堅貞不屈。一九三七年九月被釋放後,任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主任兼新四軍駐湘辦事處主任。一九四〇年冬到延安,任行政學院副院長(林伯渠兼院長),為邊區和敵後根據地培養和輸送了大批幹部。王淩波工作非常刻苦,因勞累過度,於一九四二年九月三日突患腦溢血。正在延安縣檢查整風學習的林伯渠,聞訊急馳行政學院。當時,王已不能說話了,醫生正在診治,林伯渠對醫生說:「你要想盡一切辦法搶救,要什麼藥,我們設法找」,並且一直守護在王淩波的身旁。王淩波終因病勢嚴重,搶救無效而逝世。林伯渠非常悲痛,在延安各界代表舉行的公祭會上,他流著淚報告王淩波戰鬥的一生和病歿的經過並執紼送葬。為悼念這位革命老戰友,他在挽聯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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