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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很快就被粉碎了。在這一鬥爭中,雖然國民黨侵佔邊區五座縣城,但三五九旅在綏德專區卻消滅了何紹南的保安隊,迫使何紹南逃離綏德,解放了五十萬人民,取消了「統戰區」,在綏德、米脂、葭縣、吳堡、清澗五縣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使陝甘寧邊區和晉綏解放區聯成一片。林伯渠在這一鬥爭中,堅持党的又聯合又鬥爭的方針,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堅決鬥爭,有力地配合八路軍的自衛反擊,對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邊區、發展人民的進步力量作出了重要貢獻。

  〖輸送幹部,轉運物資〗

  抗日戰爭的開展,需要組織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林伯渠領導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同志,運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巨大威力,為中共八路軍、新四軍運送革命同志,招收進步青年,領取、購置和轉運抗戰物資和生活物品等,做了大量工作。

  他到西安任駐陝黨代表後不久,即營救了一千余紅軍失散人員返回了自己的部隊。那是一九三七年底,青海省的馬步芳,準備將俘虜我西路軍一千五百餘人編成的「新兵團」,撥交河南國民黨衛立煌部。當時,中共駐蘭州的代表謝覺哉得知這一消息後,一面派人與國民黨軍方交涉放人,一面派蘭州八路軍辦事處處長彭加倫等到「新兵團」駐地,找他們談話,要他們堅定信心,隨時準備回到革命隊伍。不料國民黨軍方佯稱要請示軍令部批准,暗地裡卻命令這個團偷偷地提前開拔了。謝覺哉立即將此事電告了林伯渠。林伯渠馬上與辦事處的同志研究,準備向有關方面交涉,並作好一切準備。當「新兵團」一到西安時,伍雲甫處長便前往駐地看望他們,並向他們發表了講話,這些紅軍失散人員心情十分激動,紛紛要求歸隊。後來,經過林伯渠等同志的多方努力,這一千餘人終於回到了自己的隊伍,開到三原縣安吳堡,分別編入了八路軍各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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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覺哉傳》,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119頁。

  西安辦事處既肩負著招收和輸送進步青年去延安的任務,又擔負著將延安的幹部轉送到全國各地的任務。僅據一九三八年五月至八月的統計,辦事處為延安輸送的青年就有二千二百八十八人。一九三九年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國民黨說共產黨、八路軍活動得太厲害,提出了「以組織對組織,以宣傳對宣傳,以行動對行動」的口號。中共在陝西有什麼學校,他們也成立什麼學校。雙方開展了對青年的爭奪戰。如中共有個抗大分校,他們就搞個中央軍校第七分校;中共有個陝北公學,他們就有戰時幹部訓練第四團;中共有安吳堡青訓班,他們就搞西北青年勞動營。林伯渠十分重視青年工作,他說:「青年是我們時代最優秀的力量,也是人類未來的希望,然而在目前全世界已捲入了第二次大戰殘酷的屠殺浪潮裡的時候,青年是首先感受痛苦遭到迫害的一群。」他號召:「中國的青年應當更緊地守在自己的崗位上,配合著全世界的弟兄,為了世界的永久和平與人類幸福的將來,支持著艱苦英勇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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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全世界青年團結起來》,《新華日報》,1939年9月7日。

  他在八路軍辦事處,親切地接待過許多來訪的青年,根據不同的情況,安排他們的去向,指導他們的工作。廣東中山大學戰地服務團方少逸等,熱心救亡,曾募集藥品給八路軍,他們輾轉來到西安後,林伯渠介紹他們去延安參觀,並囑延安有關部門好好招待。犧盟總會常委兼犧盟會宣傳部長黃玠然,由於閻錫山反共,他跑到西安找林伯渠要求去延安,林伯渠得知他曾是周恩來派去山西的,經與周商量後,安排他去重慶工作。一九三九年,林伯渠派党的地下工作人員王超北(龐智),去香港採購電臺、醫藥、通訊器材及二十多輛汽車,並把華僑、港澳同胞、國際友人贈送給八路軍的物資和救護車運回來。當王超北經過許多艱辛,取道越南、廣西、貴陽、重慶將這些車輛和物資運抵寶雞,到西安找林伯渠時,林伯渠一方面稱讚他勝利完成了任務,同時又指示他暫時留在寶雞,利用香港燦華公司代表的公開身份,掩護和處理這批車輛和物資,瞭解國民黨的反共活動。不久這批車輛和物資終於運到了西安「八辦」和延安。後來,王超北的父親死了,留下一筆相當可觀的財產,他擬交給黨作活動經費。林伯渠說他繼母尚在,不便處理,但必要時可移作他的秘密活動經費。隨後,王超北便利用這筆錢興建了地下室,繼續進行秘密工作,向黨中央提供了大量有關國民黨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情報,為黨和革命作出了許多貢獻。翁世武從山西到西安,要求去延安抗大學習,林伯渠得知他與國民黨孔祥熙處有關係後,指示他運用這一有利條件,在國民黨統治區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不久,翁世武與在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非常時期服務團做賑濟工作的丁毅忱,一道去見林伯渠,林開導丁毅忱說:「單純救濟工作是消極的,還要做政治宣傳,作社會調查,做群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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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協和;《回憶宋綺雲同志與難民服務團》(未刊搞)

  在此期間,林伯渠還安排過一個歐洲記者去延安。那是一九三八年五月,瑞士《新蘇黎世報》記者瓦爾特·博斯哈德,為了去瞭解那時青年人十分嚮往的延安的真實情況,他特意結識了美國人艾格妮斯·史沫特萊,通過她見到了在漢口的周恩來,周恩來介紹他去見林伯渠。林伯渠在與延安聯繫以後,派了一名十八歲的戰士為他作嚮導和警衛,前往延安。博斯哈德在延安訪問了許多地方,專訪了毛澤東,回國後寫了許多報道,成了第一個報道延安情況的歐洲記者。抗戰期間,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白求恩、柯棣華、巴蘇、馬海德等去延安,林伯渠也都給予許多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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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逵元摘譯:《第一次出現在歐洲記者筆下的延安》,《新觀察》,1983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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