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傳(64)_學達書庫

六四

　　大約在張國燾離開西安半個月後，他的妻子楊子烈，帶著七、八歲的男孩也來到了辦事處。她一把鼻涕一把淚的說張國燾糊塗，聲言要去勸說他回來。辦事處的熊天荊表示要去好好做做楊的思想工作。林伯渠說，沒什麼可做的了，她連孩子、行李都帶上了，要去武漢勸說，何必帶這些呢？明擺著要走嘛！後來事實證明，她也是一去不復返，同張國燾一起當了可恥的叛徒。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國民政府公佈了《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隨後又正式組織國民參政會，由汪精衛、張伯苓分別任正副議長，並以重要文化團體「著有信望」者的名義，聘請中共毛澤東、陳紹禹、秦邦憲、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七人為參政員，決定於七月六日在武漢召開國民參政會。因此，林伯渠在反對張國燾叛逃之後，很快又在參政會中參加了反對汪精衛民族投降主義的鬥爭。

　　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一次會議從七月六日開幕到十五日結束，共開了十天。政府指定的二百名參政員，除少數未能出席以外，其他人都到了會。會前，中共方面的七名參政員，發表了《我們對於國民參政會的意見》，指出國民參政會的召開是我國政治生活的一個進步，團結統一的一個進展，表示願與國民黨和其他黨派以及無黨派關係的國民參政員共同努力，和睦地商討和決定一切有利於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具體辦法與實施方案。毛澤東在致會議請假的電報中還提出：「寇深禍亟，神州有陸沉之憂；民眾發舒，大難有轉旋之望。轉旋之術多端，竊謂以三言為最切：一曰、堅持抗戰；二曰、堅持統一戰線；三曰、堅持持久戰。誠能循是猛進，勿餒勿輟，則勝利屬我，決然無疑。」①關於這次會議的進行情況和林伯渠等中共參政員在會中的活動，一九三八年八月三日，林伯渠在中共中央常委會上曾做過詳細的彙報，並在此基礎上寫成《國民參政會之觀感》，在《解放》週刊第四十九期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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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華日報》，1938年7月7。

　　這次會議開幕前，林伯渠等中共參政員，在邀請部分參政員聚餐時就公開表示，不同意汪精衛提出的「在朝在野黨」的意見，說大敵當前，「不應有在朝在野的分別」，各黨各派都應「捐棄成見」，團結起來，共同對敵。會議開始後，汪精衛等提出彈劾行政院長孔祥熙案時，林伯渠等又提出了反對意見，得到與會大多數參政員的支持，打消了「汪案」。在會議討論外交提案時，他們還對汪精衛等提出的實行「德意路線」，反對「英、美、法、蘇路線」的提案，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並提出應聯合英、美、法、蘇的提案。

　　為了團結國民黨中的抗戰派，發動全國人民堅持抗戰，林伯渠等中共參政員在會上還提出擁護國民政府實施抗戰建國綱領的提案，得到許多參政員的連署（共六十五人），為會議所通過。他們還積極支持沈鈞儒等提出的，擁護政府抗戰到底，切實保障人民權利，政府應決心保衛武漢，促進民眾運動發展的提案。

　　儘管國民黨拒絕承認其他黨派，但一屆一次參政會的舉行，等於是公開承認了各黨各派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林伯渠等中共參政員在這次會上，把國民黨中的抗戰派和投降派區別開來，堅決反對汪精衛等對日妥協的投降派，擁護政府抗戰，提倡精誠團結，提請政府改善行政機構，建立各級民意機構，開放民眾運動等提案和主張，不但得到各小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擁護，許多國民黨人也都表示贊同，進一步發展和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在抗戰初期曾經指出：「我們的任務是堅決地反對民族投降主義，並且在這個鬥爭中，擴大和鞏固左翼集團，爭取中間集團的進步和轉變①。」林伯渠等中共參政員，在一屆一次國民參政會中的活動，完全符合這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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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387頁。

　　抗日戰爭時的民族投降主義和階級投降主義，是互相聯繫著的。階級投降主義，實際上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後備軍，是援助右翼營壘而使戰爭失敗的最惡劣的傾向。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內的投降主義傾向，主要代表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他回國後，就不斷地宣傳、推行投降主義。他不相信中國共產黨能領導中國抗戰。他的統一戰線，就是上層拉攏，而看不到建立下層群眾基礎的重要。他不但輕視各小黨派和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還非常害怕擴大中共領導的軍隊和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會影響國共合作。起初，林伯渠也曾被他引用那樣多的馬恩列斯的話，以及「洋欽差」的架式所蒙蔽，但在一九三八年一屆一次國民參政會前後，他就逐漸感到王明這一套不對頭，而且覺得他這個人非常狂妄。當時，林伯渠看到王明在武漢寫了有關全國性的東西，曾向他提出「應與中央商量」，王明不但不接受，反而說「不必要」，「在外面的中央政治局同志還占多些」。

　　林伯渠在參加國民參政會後不久，即一九三八年九月底至十月下旬，出席了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並在會上作了發言。他竭誠擁護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確路線，完全贊同會議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批評。他在發言中回顧了党自成立以來的歷史，明確指出：我黨不但已經能夠自己糾正錯誤，而且在遵義會議後，「沒有犯黨的路線的錯誤」，我黨「不僅解釋世界，而且能改造世界」，「毛澤東同志及其他許多同志，在全國人民中之影響」，「確是比別党的人強些」，「這是我們黨足以自豪的！」他在發言中還講了「怎樣認識國民黨」、「國共合作」和「黨與政權」的問題，彙報了他在西安的工作及與國民黨的鬥爭情況，提出我黨「因環境關係，採取一些分權」是必要的，同時又應「防止割據現象」，「各地方黨組織要經常向黨中央作報告」，党應注意開展「黨內思想鬥爭、兩條戰線的鬥爭，對於兩面派應特別注意之。」林伯渠在這次擴大會議上，被補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正在進行期間，日軍相繼佔領廣州、武漢，國民政府遷至重慶。國民參政會決定於十月二十八日在重慶召開一屆二次會議。所以，六中全會還未結束，林伯渠與吳玉章、陳紹禹便又離開延安，前往重慶參加參政會（董必武、秦邦憲、鄧穎超已先期到達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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