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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林伯渠在西安還就國民黨承認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問題,多次同西安行營蔣鼎文進行交涉,與南京政府指派的代表彭昭賢、穀正鼎、郭械嬛等談判。當時國民黨不但拒絕承認陝甘寧邊區政府,而且堅持要委任一九二七年即追隨蔣介石反共的丁維汾為陝北行政區主席,並極力企圖縮小邊區的範圍。林伯渠在同他們交涉、談判的過程中,堅定地堅持了我黨的立場,駁斥了他們的無理要求。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武漢出席第一次參政會期間,他直接找蔣介石交涉,迫使蔣核准將此問題「交孔祥熙解決」。九月間,他還擬定了《陝甘寧邊區改省計劃案》,提出援照四川成立西康省的先例,將陝甘寧邊區改為河套省,下轄三省邊界地區四十五縣。為了和國民黨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維護邊區人民的利益,一九三九年一月,他根據毛澤東關於邊區事情由我們辦,保證民主制度,爭取早日解決,但須不傷原則的指示精神,主持召開了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民主選舉了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副主席、政府委員和法院院長,以回答一切陰謀破壞邊區、取消邊區的企圖。此事,後來孔祥熙雖當面向林伯渠表示:「允許陝甘寧邊區定為國民政府行政院直轄區域之一」,行政院並一度承認以十八縣為邊區政府的管轄範圍,另外五縣為八路軍河防部隊之警備及補給區,然而國民黨政府故意拖延,一直未正式明確承認邊區政府。

  發展和鞏固統一戰線都必須發動群眾。林伯渠在西安期間,十分重視發動和組織民眾,他初到西安給毛澤東、張聞天的電報中就提出:「現在大多數群眾團體與有些左派、甚至非左派分子,其愛護八路軍、共產黨主張之熱烈情緒,真有與愛護自己的分子一樣。」建議中央應充分估計這種形勢,利用時機,「加速地提高我們幹部的理論水平」,「儘量將幹部派在(各)工作戰線上」。一九三七年十月,他與中共陝西省委支持和領導了西安各民眾團體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的大會和遊行,批評國民黨「救國有黨在,不與民相干」的錯誤政策,要求國民黨開放民眾運動,給民眾救國抗戰的自由。他還同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和西安行營商定,由徐彬如作為中共陝西省委的聯絡人,經常與國民黨省黨部接洽,解決有關民眾運動的問題,以避免誤會和糾紛。請求中共中央速派徐冰來西安,以加強對民眾運動的領導,開展國共兩黨的合作。一九三八年春,國民黨陝西省黨部藉口「未經合法登記」,解散了西安文化界協會、西安中等學校教職員聯合會等十三個抗日救亡團體,逮捕救亡團體的負責人。林伯渠協同中共陝西省委進行交涉,動員社會輿論和社會人士,迫使國民黨陝西省黨部釋放了被捕的五個青年,使十三個抗日救亡團體繼續開展活動,並引導救亡團體深入農村,廣泛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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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致毛澤東、張聞天電,1937年9月5日。

  林伯渠在發動人民群眾進行抗日救亡運動的同時,還利用他廣泛的社會聯繫、資深望重的社會影響,主動地對一些國民黨將領進行統戰工作。當時國民黨陝西省省長孫蔚如,原是楊虎城的部下,林伯渠對他就做過許多工作,不但使他的思想有了明顯的轉變,「到處說共產黨確是政黨的風度」,而且使他對待民眾運動的態度也較陝西國民黨省黨部有了明顯的不同。國民黨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是林伯渠初到西安時的主要談判對手和工作對象,為交涉辦理國民黨給八路軍的軍糧、被服、軍械等給養事宜,談判有關國共兩黨合作的問題,林伯渠經常與他晤談或書信來往。為了影響蔣鼎文,他還廣交蔣部下的廳長、秘書和處長等,宣傳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一九三九年程潛繼任行營主任(番號為天水行營,駐西安),當時,他對政治局勢不甚瞭解,對中共雖無成見,但被假情報所蒙蔽,卻說共產黨好起事端,擴充勢力,對有田六十畝以上的均要沒收,等等。曾勸中共從政治方面向全國發展,不應該在軍事上「滿天飛」,說他個人很苦悶,只能盡技士作用,對西北問題無權處理,但對抗戰一事,願盡個人責任。林伯渠與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共過事,私交尚好,便與他促膝傾談,義正詞嚴而又耐心細緻地加以解釋和疏導。程潛的態度因此迅速好轉,並答應批准發放子彈,放行五部車床,負責解決八路軍辦事處的其他困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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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伍雲甫給中央軍委的電報,1939年11月15日。

  與此同時,林伯渠也極力在民主人士中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他曾多次在西安接待愛國知名人士,如李公朴、聞一多、杜漢三、楊亦周、劉治州、高崇民等,同他們懇商抗戰大計。西北地區著名教育家杜斌丞,在西安事變以後,積極擁護中共的主張,堅持抗日救亡運動。林伯渠在政治上對他十分關懷,一九三八年《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剛出版,即親自送他一本,後來又多次同他交談讀後感,著重講了第四章第二節和結束語的重大意義。這對杜斌丞提高對馬列主義的認識,接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認識人民群眾的巨大歷史作用,有極大的啟發和促進。他們互相學習,也互相尊重。杜斌丞曾說,他與林伯渠之間是「心往神交」,林是他的「良師益友」。一九四〇年春蔣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他辭去陝西省政府委員。一九四六年內戰爆發後,蔣介石幾次電召甚至派飛機接他,他都不為所動。一九四七年杜斌丞被國民黨殺害,林伯渠在悼念詩中稱讚他為:「橋陵間氣挺人豪,秋水襟懷松柏操」,「誓將熱血培民主,喚醒睡獅吼怒濤。」

  林伯渠對陝西省以外的國民黨上層人士也做過許多統戰工作。抗戰初期,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在八路軍和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的影響下,想學習八路軍組織西北戰地服務團的經驗,在他的部隊中建立戰地工作團,林伯渠和他的秘書趙榮聲(中共黨員)一起,即幫助他招募人員,動員準備赴延安的學生和抗大畢業生到他那裡工作。後來,衛立煌派趙榮聲到西安詢問他能否參加共產黨時,林伯渠在聽取趙的彙報後,還要趙轉告衛立煌,做一個革命的國民黨員,同樣可以對中國革命作出貢獻,並叮囑趙,此事必須嚴守秘密,不得告訴任何人,以防不測。據趙榮聲回憶,大約過了一個多月,劉少奇路過河南時,約他到八路軍繩池兵站談話,還通知他不要在國民黨軍隊中挖蔣介石的牆腳,並說中央已經決定撤退在國民黨軍隊中的所有中共秘密黨組織,中共黨員需要留下繼續工作的,可以保留黨籍,但要停止組織生活和組織聯繫。一九三九年衛立煌移駐洛陽,林伯渠奉中共中央指示,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還向豫西特委書記、洛陽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劉子久傳達過中央對衛立煌工作的指示,研究如何做衛立煌的工作。抗日戰爭期間,衛立煌對抗日比較堅決,對八路軍的態度比較友好,在蔣介石製造的反共磨擦事件中,不願將事態擴大,甚至採取中立態度。這自然是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但同林伯渠的上述活動也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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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同志詩選》,第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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