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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中山艦事件」發生之後,在廣東工作的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張太雷等都主張應立即對蔣進行反擊。但因這時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已去北京開會,蘇聯政治顧問鮑羅廷前往北京,庫倫與馮玉祥進行談判,蘇聯軍事顧問加倫同譚平山已去蘇聯,汪精衛在事發之後的第二天就稱病不起,第二、三、四、六幾個軍的領導人雖對蔣不滿,但無一人願意或敢於率先進行反擊,這一主張卻未能實現。後來,陳延年回到廣州雖又計議過此事,然而情況已經發生變化,特別是上海中共中央已決定對蔣採取妥協退讓的政策,並賦予張國燾以全權到廣州處理此事,因此也未能實行反擊。對於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因張國燾多次以黨紀相要挾,要中共黨員與中央保持一致,強制出席國民黨二中全會的中共黨員執行中共中央的妥協退讓方針,以至在會上沒有提出任何反對意見,就被通過了。

  「中山艦事件」後,汪精衛稱病不再視事,國民黨中央決定由譚延闓、蔣介石分別代理汪精衛為國民政府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由林伯渠、甘乃光代替汪精衛照管國民黨中央的日常工作。這時林伯渠的處境非常困難,他明明覺得應對蔣進行反擊,可是礙於中共中央的命令,又不得不經常出席甚至主持國民黨中央的會議,與蔣介石相周旋,在公眾面前維護國民黨的團結。有一段時間,他也象當時許多人一樣,希望鮑羅廷回來後或者還有些辦法,但這種希望也落空了。四月二十七日,鮑羅廷與譚平山、胡漢民由海參崴乘船同時回到廣州,他不但未組織力量進行反擊,反而多方設法想與蔣介石彌補關係,這不僅使一些革命者大失所望,就連胡漢民也很快去了香港,稱病不起的汪精衛亦於五月十一日「秘密離粵」,赴法養屙。所以,林伯渠的這種困難、尷尬的處境,一直延續到「整理黨務案」之後。

  一九二六年六月一日,國民黨中央任命甘乃光為農民部長,林伯渠同時辭去農民部長、中央財務委員、國民政府監察委員的職務。從此,他即集中全力從事第六軍的政治工作。

  六軍的前身是程潛的攻鄂軍。廣東國民政府舉行東征的時候,林伯渠就擔任了攻鄂軍及該軍講武學校的黨代表。不過當時他在國民黨中央的工作特別繁忙,並未參加東征,他所作的一些政治工作,還只是指導講武學校招生、幫助學校建立黨團組織、支持進步學生成立「青年軍人聯合會」等。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國民黨中央正式宣佈將攻鄂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六軍,任命程潛為軍長、林伯渠為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後,開始一段,林對六軍的政治工作仍然過問不多。中山艦事件後,六軍第十八、十九兩師集中到惠州、博羅、石龍一帶進行整訓,原由吳鐵城部改編的第十七師,因吳被免去廣州市公安局長及被逮捕,由廣州附近調至石龍參加整編,林伯渠曾于四月初去過一次惠州城,幫助程潛整編部隊,建立起六軍的政治工作,但那一次時間也並不長,又很快回到廣州。所以,林伯渠真正集中全力於六軍的政治工作,還是在他離開農民部、第二次到惠州城之後。

  六軍是由攻鄂軍、吳鐵城的獨立師、廣東潮梅軍以及收編的陳炯明殘部翁騰暉部等雜牌軍組成的,內部矛盾重重,如何把這樣一支隊伍訓練成堅強的革命隊伍,是相當艱巨的。林伯渠到六軍後,經過調查研究和反復磋商,首先協助程潛調整了師、團幹部,將原攻鄂軍講武學校第二期學生,全部分配到六軍各部擔任下級官佐。

  為了建立起系統的政治工作制度,有效地開展政治工作,林伯渠在軍內整頓和發展了國民黨組織,建立了中共黨、團組織。由於一時難以在各師的團、營、連建立起黨代表制度,配備政治工作人員,他經過調查與李世璋等其他政治工作人員研究,先在各團建立了政治訓練委員會,以便儘快地把政治工作開展起來,發現和考察政治工作人材。六軍團以下的政治工作,就是經過這樣一種過渡形式才建立起來的。

  還在一九二五年底,為了解決湘軍的編餘人員,為二軍和湖南培養政治工作幹部,在廣州曾以「湖南政治研究會」的名義創設了一個政治講習班,林伯渠與譚延闓、程潛、魯滌平、毛澤東、李富春同為該校的理事。在通過各種途徑招收的四百多名學生中,十分之九都是湘籍的,許多著名的共產黨人,如毛澤東、惲代英、肖楚女、鄧中夏、張太雷、熊銳等都到該校授過課。林伯渠為了充實六軍的政治工作人員,提高政治工作人員的素質,通過政治講習班班主任李富春和其他中共黨員的關係,從政治講習班和黃埔軍校調了三十名學生到六軍,並把他們組織起來,開設了一個為期兩周的特別訓練班,任命喻寄渾(中共黨員)、王禎祥為該班指導員,請周恩來、鄧演達講授軍隊政治工作的內容與方法,還請人講述了《本軍沿革》。這個班的學員,後來絕大多數都成了六軍的政治工作骨幹。

  在開展六軍的政治工作中,林伯渠十分重視軍隊同老百姓的關係。他離開農民部再次到達惠州時,六軍正一面進行整訓,一面在駐地附近參加剿匪。當時在博羅一帶,有一股土匪三千多人,活動十分猖獗,經常從其老巢出來,擄人勒索,洗劫村莊,六軍先後出動四個團才將其剿滅。不論是在六軍的駐地,還是部隊出去剿匪,林伯渠都特別強調要同老百姓搞好關係,注意保護和支持當地的農民協會。

  林伯渠與程潛和六軍的蘇聯軍事顧問合作得比較好,他所進行的這些政治工作,差不多都得到了他們的積極支持。程潛曾公開下令,禁止在他的部隊中建立「孫文主義學會」,可是他卻准許成立,「青年軍人聯合會」。正是由於林伯渠與程潛及蘇聯顧問等的共同努力,在六軍中進行了大量的政治軍事工作,迅速提高了部隊的政治覺悟和軍事素質,調整和改善了軍隊的內部關係以及軍隊與民眾的關係,才使這支雜牌隊伍很快成長為北伐戰爭中的一支勁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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