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傳(19)_學達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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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像是林伯渠留學日本時的好友、神州學會湖南分會的負責人、也是著名戲劇家田漢的舅舅。他和林伯渠一起在日本組織神州學會，一起在湖南省署工作，又一起參加湘南護法起義，可說是生死之交。田漢後來在追悼林伯渠的詩中寫道：「公與我梅舅，相交逾管鮑」①。「梅舅主滬報，振筆嚴伐討。公時亦在滬，入黨輸公早。每訪霞飛寓，啟迪總深浩，偶同涉歌場，藉以舒鬱惱。梅園適長沙，倒於豺狼爪。公助孫中山，決策福億兆。……」②這一段詩，就是記述林伯渠與易象的交情和對田漢本人的教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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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梅舅：指易象，字梅園。管、鮑：春秋時管仲和鮑叔牙，是相知最深的朋友。
　　②《田漢詩選·悼林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74—175頁。

　　易象被捕時，在屋裡一張小圓桌的臺布上寫下一首絕命詩，詩雲：

　　天外飛來事可驚，丹心一片付浮沉。
　　愛鄉愛國終成夢，留此來生一恨吟！

　　對於易象的慘死，林伯渠是十分悲痛的。後來，當他得到易象這一絕命詩之後，不但自己反復吟詠，還教他的女兒秉衡背誦。「丹心一片付浮沉」包含著辛亥革命以來多少仁人志士的血和淚啊！

　　這年冬天，林伯渠和林修梅相繼回到上海。他們和旅居上海的湖南革命党人為長沙事變的死難者易象、李仲麟等舉行了追悼會，並對死者的家屬作了安置。其時，孫中山已在廣州重組軍政府，林修梅應召赴廣州任軍政府顧問。次年五、六月間，即中國共產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林伯渠按照党的指示，帶著女兒和林修梅的眷屬，也前往廣州工作。

　　〖學習馬列，參加工運〗

　　一九二一年的廣州，使初到此地的人有氣象一新之感。孫中山自去年秋命粵軍回師廣東，重建革命政府後，勵精圖治，力樹新風。一九二一年五月，他出任非常大總統，隨即命陳炯明率軍平定廣西，準備北伐，在內政方面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勞動立法，給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對工人運動採取比較開明的態度，在廣東的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可以公開或半公開的方式進行活動；在外交方面，繼續反對帝國主義過去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力爭收回關稅償還外債後的餘款，並秘密進行中俄德聯盟。關於孫中山的反帝態度，林伯渠後來回憶說：「曾親見（孫）先生為海關問題而痛斥當時駐廣州某領事，謂『關稅乃我國應得之收入，不得為外人所有』……其時聲色俱厲，使該領事瞠目而退。由此可見（孫）先生恨不平等條約對民族之束縛」①。這時身兼粵軍總司令和廣東省長等要職的野心家陳炯明，也偽裝進步，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間邀請正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南來任廣東省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長，主管廣東全省教育兼辦大學。陳獨秀來廣州後，把《新青年》編輯部和發行部也遷來廣州，與他的北京大學學生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改組了廣東共產黨的組織，把其中的無政府主義者清除出去，先後吸收了楊匏安、楊章甫、馮菊坡、劉爾崧、阮嘯仙等知識分子和一些工人入黨，在全省教育行政委員會下設立宣講員養成所、注音字母教導團，以《廣東群報》作為廣東黨的機關報，並舉辦工人補習學校，積極開展馬克思主義宣傳和工人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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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同志一九五六年談入黨二三事》，藏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但是，在廣州的開明氣象下，卻也隱伏著一股逆流，這就是野心家陳炯明當上粵軍總司令兼廣東省長後，在暗地裡組織反對孫中山的運動。他秘密唆使湖南督軍兼省長趙恒惕通電反對孫中山當總統。他反對孫中山出師北伐，公然主張「聯省自治」，「保境安民」，目的無非是與南北軍閥沆瀣一氣，力求分贓割據，坐地分肥。他雖曾勉強奉命出征廣西，卻抱怨這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總之，一九二一年陳炯明與孫中山的矛盾已日益加深，不過暫時未公開決裂罷了。

　　林伯渠到廣州任總統府參議。時林修梅任總統府代理參軍長，負責孫中山的安全保衛和彙報軍情、承宣命令、接待賓客等工作。兄弟倆人同住廣州六榕古寺附近的牛巷，寓所門前楊柳低垂，綠蔭婆娑，是個環境清幽的所在。林修梅平素十分讚賞五柳先生陶潛的氣節，由於自己寓所門前有楊柳六株，因此自號「六柳居士」。出入林氏兄弟寓所的，大都是湖南老鄉，如程潛、廖湘芸、覃振等。林伯渠把女兒安置在附近小學念書，後來又轉到執信女校寄讀。

　　林伯渠在廣州儘量利用空閑時間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閱讀介紹俄國革命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文章。這期間，《廣東群報》長篇連載陳公博翻譯的《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以及蘇俄、匈牙利等國憲法、美國共產黨黨綱、列寧演說，還經常報道蘇維埃俄國工農業文教設施等情況，也連載了不少批判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文章。在廣州知識分子和青年中，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都有一定市場，尤以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更為深廣。林伯渠對當時流行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進行了比較研究。他和林修梅一致認為：無政府主義主張不要政府，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乃是高蹈不切中國實際的空談；中國的勞苦大眾雖然輾轉呻吟於帝國主義侵略和軍閥官僚的壓迫、剝削之下，目前尚缺乏組織，卻蘊藏著無比巨大的革命力量，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無視這種革命力量，主張先發展實業，慢談社會革命，無非是為資本家效勞；至於某些人提倡在不廢除私有財產制度條件下實行點滴改良的社會政策，其有利於資本家更十百倍於工人階級。他們兄弟倆「相信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在中國今日社會情形最為適合」①。中國的政治經濟情況和俄國一樣，同是以農立國，同是產業落後，十年以前同是處在君主專制統治之下。既然列寧領導的俄國社會主義革命能夠成功，為什麼中國就不能夠成功？有志者，事竟成。他們兄弟倆深信，只要「抱定決心」，效法列寧幹下去，「社會主義的實行，也是一定可以在短時期內成功」，也許在再一次世界大戰後，就有這樣的機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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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林修梅遺著》；1921年版，第6、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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