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傳(11)_學達書庫

一一

　　一九一一年五月，長春府中學堂學生劉某，因清政府苛征租稅與蒙租相差役口角遭毆，引起該校學生不平，三十餘人奔往蒙租櫃，搗毀門窗，與差役互毆，打傷蒙員數人。為此吉林提學使屢電該校監督開除鬧事學生，交長春府看管，聽候懲辦。該校學生不服，全體罷課。提學司委派省視學詹鈺與林伯渠前往查辦。林伯渠到長春後，極力保全學生，說服詹鈺共同複電提學使，「力能轉環，必求一完善之策以處之」，並囑長春紳縉們出面向省方求情，結果使八十余名學生得以保全學籍。這次長春青年學生的反苛租鬥爭，在吉林全省頗有影響，其後東北人民抗租抗稅鬥爭不斷擴大，至辛亥革命時，發展為武裝起義。這年秋初，林伯渠還為在吉林民政署工作的湘西留日同學程崇實編纂的《法學大辭典》作了校訂。該書在吉林印行，對普及資產階級法律知識，起了一定的作用。

　　林伯渠在東北工作整整四年時間①，同盟會邊疆革命計劃的成就雖不盡理想，卻也為日後東北的光復，打下了基礎，約於一九一一年八月，林伯渠奉同盟會中部總會之召，回到上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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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據清政府吉林省檔案，吉林提學使於1907年9月1日委派林祖涵為省勸學總所兼宣講所會辦。1911年8月10日，雙陽縣呈報更正《管理教員一覽表》上有林伯渠親筆批語，可見林伯渠離開吉林在這年8月10日以後，前後整整4年。

　　〖參加辛亥革命和反袁鬥爭〗

　　中國同盟會的重要幹部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等，以邊疆革命未著成效，中央革命又不易實行，乃轉移注意力于長江流域中部地區，認為該處天災頻仍，保路風潮疊起，官逼民反，人心思變，且有新軍、會黨可供利用，發動起義，較易成功。因此於一九一〇年在東京召開十一省區同盟會代表會議，決定組織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作為籌畫起義的領導機關。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成立，推舉譚人鳳為總務會議議長，陳其美、宋教仁等為總務幹事，以聯絡長江流域各省軍隊和會黨，首先發動兩湖起義。由譚人鳳前往湖北組織湖北分會，焦達峰等在長沙組織湖南分會，吳玉章等組織四川分會。

　　林伯渠由吉林回到上海後，被同盟會中部總會派往湘西從事運動西路巡防營的工作。當時湖南共有二十個巡防營，分五路駐紮各縣。湘西駐有八個營，其中駐在常德的三個營。巡防營中上層軍官受舊軍隊封建積習影響較深，駐守長沙的中路巡防營統領黃忠浩，尤其狡猾頑固。但在下級官佐和士兵中，卻已有不少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響。

　　林伯渠和廖湘芸一道赴常德從事巡防營的策反工作。各營文書等下級官佐多是林伯渠在西路師範時的同學，一經接頭串連和宣傳愛國反清的道理，他們很快就同意接受白布條，準備屆時起義。

　　武昌起義勝利的消息傳出後，全國人心大為振奮。湖南首先於十月二十二日響應起義。起義軍在焦達峰、陳作新領導下很快就佔領長沙，殺了頑固分子中路巡防營統領黃忠浩，湖南巡撫余誠格棄城逃走。隨即成立以焦、陳二人為正副都督的中華民國湖南軍政府，通電全省，號召各屬響應起義，同時委派楊任為西路招討使，帶領同盟會會員和武裝士兵首余人於十月三十一日抵常德。常德巡防營統領陳斌生見大勢已去，部下不穩，只得同意起義，西路各縣，就此光復。

　　湖南起義勝利之初，社會上出現了一片新氣象。人們紛紛剪掉象徵滿清統治的髮辮，商民等各界群眾熱烈歡迎義師，長沙全城舉行提燈遊行以示慶祝。但是，年輕的革命黨人缺乏經驗，喪失了對潛在的舊勢力的警惕性，革命政權建立不滿十天，立憲派就乘湖南革命部隊出發援鄂、長沙防務空虛之機，發動流血政變，於十月三十一日誘殺了正副都督焦達峰、陳作新，擁譚延闓為都督。譚將殺害焦、陳的責任歸罪於亂兵，又以貓哭老鼠的手段，厚殮二烈士遺體，令各機關下半旗致哀，甚至揚言要為焦、陳鑄造紀念銅像。常德舊勢力的代表陳斌生，也於十一月三日殺害了西路招討使楊任等十余位同盟會會員，楊等且被剖心祭奠黃忠浩；澧州會黨起義反抗也被鎮壓下去。到年底，立憲派幾乎攫取了湖南省各屬起義取得的全部革命果實，革命黨人嗟歎：「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

　　林伯渠對焦達峰、陳作新、楊任等人的被殺害，感到痛心疾首。他不能再留在長沙，便偕同幾位同盟會會員前往上海。十二月初，江浙革命軍攻克南京後，他又轉赴南京。這個月底，孫中山由海外回到南京，被各省代表會議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誓就職。但是，孫中山上任不到五十天就被迫妥協，讓位給清朝內閣總理大臣、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辛亥革命在湖南及全國的失敗，對林伯渠震動很大。他後來回憶這段歷史時說：

　　湖南獨立時，「秩序較紊亂，軍政府什麼人都可進入。
　　一班舊派人，一方面看不慣，一方面眼紅。於是以諮議局及教育會為中心，長沙的豪紳地主秘密集議，謀奪取政權。
　　新軍五十標梅某陽雖贊成革命，但思想守舊，由他
　　誘致焦、陳『會商要事』（縱火燒和豐火柴公司，訛言有奸細），要陳副都督出城彈壓，於途中突然殺之，並殺焦於舊撫署前。
　　……譚延闓就做了都督。湖南獨立，僅一形式而已。
　　這是革命初起時，不懂得迅速建立正規政權的一個教訓。」①

　　關於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同盟會內部發生分歧，對袁世凱妥協經過，林伯渠回憶說：

　　袁世凱當時擁有北洋重兵，實權在握，一面籍革命黨之勢迫清廷退位，另一面又挾清廷向革命党要大總統。

　　中山先生是不贊成向袁世凱妥協的，主張培養和擴張南方革命軍力量，「犁庭掃穴」，打到北京去，掃除一切舊東西。但是宋教仁偏要搬外國的教條主義，只看重國會、政黨、責任內閣這套上層機構；主張國會競選；同盟會改組，擴大基礎，成為國會內最大政黨（民元春，由宋主持，將許多官僚黨派合併于同盟會，改稱為國民黨。同盟會成分遂起了根本變化）；以為法律是神聖，政黨內閣是只鐵籠，可以關住袁世凱這只猛獸。黃克強也看不透，覺得不應再起戰爭，糜爛人民，還是以培養幹部，興辦實業為上策。而同盟會當時許多黨員，都抱著帝制一倒，萬事大吉的見解，或者「功成告退」，或者忙於做官。而最重要的是汪精衛的妥協，……極力主張將總統讓與袁世凱。……反責中山先生不顧全大局，提倡所謂「六不做」（不做官、不做議員、不治產等），完全放棄了政權鬥爭。整個形勢如此，中山先生以及少數贊成他的主張的人，被迫陷於孤立。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迄今回憶，仍令人痛心不已。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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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林老談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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