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劉伯承傳 | 上頁 下頁 |
| 一四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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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嚴密部署各路起義軍進行防禦，親臨第一線指揮作戰，先後擊退敵軍數十次進攻。 5月上旬被武漢國民政府任命為國民革命軍暫編第十五軍軍長，所隸起義軍各路番號不變。 5月16日在外有強敵圍攻，內有將領謀叛的情況下，按中共黨組織決定，偕參謀長韓百誠等從龍透關秘密出走。 7月11日偕參謀長韓百誠等歷盡艱險，繞道陝西、河南，抵達漢口。 本月參加由中共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召集的川籍有關人士座談會。支持周恩來關於共產黨的武裝力量要向廣東發展，而不是象有些人希望的那樣西退四川的主張。 7月下旬向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請假調養，將軍長職務交副軍長黃慕顏代理。以稱病告退作掩護，秘密轉赴南昌，參與孽畫南昌起義。 7月28日受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委託，協助第二方面軍代總指揮賀龍制訂南昌起義計劃。 7月底奉派向中共江西省委負責人宛希儼、黃道等，傳達中共中央關於南昌起義的決定和對江西省委的要求。 8月1日淩晨協助起義代總指揮賀龍指揮第二十軍攻佔南昌舊藩台衙門，消滅了駐在該地的國民黨軍第五方面軍總指揮部及其下屬部隊；與代前敵總指揮葉挺指揮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等一起，完成了預定的殲敵任務，取得了南昌起義的勝利。 同日上午出席特別委員會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及各盛區、特別市和海外黨部代表聯席會議。被會議決定產生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任命為軍事參謀團參謀長。 同日晚出席軍事參謀團會議，參與擬定起義軍撤離南昌、進軍廣東的行動計劃和開進路線。 8月29日至30日協助葉挺指揮第十一軍攻克會昌城，取得了南進途中的重大勝利。 9月中旬在福建長汀出席軍事參謀團會議，討論攻取東江的行動計劃。 與多數人議決先佔領潮汕海口，取得國際援助，然後再行西進，奪取惠州。 10月3日在廣東普寧縣流沙鎮參加革命委員會領導人和起義軍將領最後決策會議。會議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決定武裝人員盡可能收集整頓，開往海陸豐作長期鬥爭；非武裝人員願留的留，不願留的就地分開，由當地農會派人帶路向海邊疏散，然後走水路撤往香港或上海。 10月上旬與賀龍等乘船到達香港。 11月由香港到達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南昌起義的有關情況。 本月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蘇聯學習軍事。 12月經海參威到達莫斯科，入高級步兵學校學習。 1928年36歲 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參加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繼周恩來作軍事問題報告後，作《對軍事問題補充報告》。在報告中分析了中國現存軍閥制度產生的原因、性質及其必然崩潰的趨勢，提出了在軍閥部隊裡進行軍事運動的基本方針、方法和策略。 會議期間，被大會指定為南昌起義委員會委員。在關於南昌起義的研究會上，作《南昌暴動始未記》的報告。簡要地敘述了南昌起義的經過，總結了起義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著重指出沒有形成共產黨對軍隊的堅強領導，沒有對部隊實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沒有把軍事鬥爭與工農運動結合起來，是南昌起義「根本的弱點」，同時指出了作戰指揮不統一、組織紀律鬆散、財政政策動搖不定等方面的問題。 8月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1929年37歲 春跟同學屈武交談國內革命鬥爭情況，認為毛澤東、朱德依靠農民、武裝農民，走紅色割據的道路是完全對頭的，表示很想立即返回國內，同毛澤東、朱德一起戰鬥。 1930年38歲 7月底由蘇聯經東北回國，到達上海，被委任為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 8月在中共中央負責人李立三部署南京、武漢等中心城市的暴動工作時，委婉地建議應放棄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較強的東方發展，而改向他們統治較薄弱的北方發展。同時提醒李立三即使中心城市暴動成功也很難鞏固，象南京，據提供的力量計算，最多「可固守一個月」。但這些意見未獲採納。 9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武漢任中共中央長江局軍委書記兼參謀長。在長江局主席團會議上，傳達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對長江局工作的指示，停止了武漢暴動的計劃。 9月24日至28日由武漢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協助周恩來處理中共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1931年39歲 協助周恩來舉辦短期軍事訓練班，訓練中共盛特委負責人和中央機關幹部，增強他們開展武裝鬥爭的能力。負責為訓練班講授暴動方略和遊擊戰、運動戰戰術。 為中共中央軍委翻譯了《蘇軍步兵戰鬥條令》，校譯了《蘇軍政治工作條例》、《遊擊隊怎樣動作》等材料。這些材料發到各革命根據地，促進了中國工農紅軍的早期建設。 1932年40歲 1月由上海經香港、汕頭轉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任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 2月l日主持紅軍學校第二期開學典禮。 5月組織教員編寫教材，提出編寫戰術教材的根據是：目前紅軍的編制、現在的火器裝備、紅軍作戰的對象，學員的文化程度、作戰區域的地理條件，以及數年來開展遊擊戰爭所取得的寶貴經驗等。 5月25日向中革軍委發出紅軍學校的工作報告，強調學校的訓練要緊密聯繫戰鬥實際，不能本本主義地全套應用蘇聯紅軍的戰鬥條令和軍事教程，而反動的軍隊的典範和教程，更不能照搬照用。 6月6日奉中革軍委命令，兼任瑞金衛戍司令。 10月發表《永陽戰鬥》一文，介紹了紅軍地方部隊結合遊擊隊，在永陽地區徹底、乾淨地殲滅國民黨正規軍1個團的模範戰例，總結了這一仗的成功經驗，在於對敵採取了先疲後打，突擊與包圍相結合的正確戰法。 10月3日至8日列席中共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支持了中央局多數人不同意毛澤東留在前方指揮的錯誤意見。 10月10日主持召開紅軍學校第三期畢業典禮，並發表了講話，鼓勵學員把所學到的知識和技能帶到紅軍中去，改進紅軍的工作，創造鐵的紅軍，以英勇戰鬥的精神領導紅軍戰士去消滅敵人。 10月中旬調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 1933年41歲 2月至3月協助紅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周恩來指揮中央革命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在黃陂、草台崗兩戰兩捷，殲敵近3個師共萬餘人，取得了反「圍剿」的巨大勝利。 6月摘譯蘇軍教材《騎兵的奔襲和抄襲》，以提高紅軍騎兵的戰術水平。 7月在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辦的《革命與戰爭》報上發表《論戰術戰略的時代性與我們紅軍目前對於戰術戰略的認識問題》一文，系統地闡述了戰術戰略概念的歷史發展，介紹了蘇聯紅軍關於戰術戰略的理論，提出紅軍各級幹部應加強戰術戰略的學習與修養。 10月摘譯蘇軍教材《退出戰鬥》。把撤退也是一種作戰樣式的觀點介紹給紅軍指戰員，糾正在紅軍中存在的忽視撤退動作，不會按作戰要求部署撤退的現象。 11月翻譯發表蘇軍的一篇理論文章《戰術、戰役、戰略在理論上的範疇》，介紹軍事學上這三個既互相聯繫又互相區別的概念，使紅軍幹部明瞭這三者各自研究的對象及其對戰爭各層次的指導意義，以促進紅軍幹部在軍事學術上的提高。 1934年42歲 5月寫出《現在遊擊隊要解答的問題》一文。針對紅軍遊擊隊在實際鬥爭中缺乏統一的指導方針和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等問題，就遊擊隊的性質、任務、組織、編制、戰術、政治工作、群眾工作等，提出了二十條系統而具體的意見，強調了遊擊隊「向敵人遠後方，特別向其策源地開展遊擊戰爭」，「有戰略上的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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