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傳(140)_學達書庫

一四〇

　　這三個環節以我軍傳統教育為基礎，使之貫徹到現代作戰訓練和實行正規制度上面去。」

　　劉伯承還具體地說明瞭在傳統教育方面，「教了毛主席著作，且經常以毛主席思想方法和中央決議整風和做思想工作，教黨史，教政治工作，編講戰史，並曾經三次組織赴鑰鮮學習作戰經驗，和組織學員編出許多戰例，彙集作為課業之用。成立戰史系主要學黨史，毛主席軍事著作。」劉伯承還說，在校正蘇聯紅軍1944年野戰條令時寫了序言，著重闡述了以毛主席《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思想方法，作為學習外國經驗的指針。

　　最後，劉伯承強調指出，在訓練內容、訓練制度方面，如「六小時一貫制」和考試方法等具體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在學習五個文件以後，在軍委指示之下，在院內學員抵觸和院外批評之下，大體改正過來」。

　　總之，劉伯承用大量事實說明，軍事學院的各項工作，是遵照中共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指示去做的。並不是自己的經驗不講，專門講「十大打擊」；更不是如林彪所說的「專學外國的東西，以為只有外國的東西才是好的」，「把本國的東西當作『土包子』」，「把黃金當黃土甩掉了」。

　　軍委擴大會議後期，「溫度」越來越高，過火的批評鬥爭越來越凶。訓練總監部被說成是「教條主義的司令部」，軍事學院被說成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許多主管院校教育與訓練的領導幹部，被說成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批鬥，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黨宗派集團」而開除黨籍，清除出軍隊，或遣送邊疆勞動改造，致使一些同志後來竟含冤死去。許多院校教授會、教研室主任一級的幹部，甚至一些從事軍事教學多年的老教員，也被指為「傳播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媒介」而被調離院校，改行做其他工作或處理轉業。

　　這樣，就嚴重打擊了院校幹部和軍事訓練幹部的積極性，使得他們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抓軍事訓練，不敢學習外國經驗，不敢開展軍事學術研究活動。建國以後剛剛起步的全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受到嚴重挫折。這，就是這次軍委擴大會議反對教條主義，開展所謂的兩條軍事路線鬥爭的結局。

　　在這場鬥爭中推波助瀾的林彪，於這次會議之後的1959年9月，當上了國防部長，開始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林彪上臺後，打著革命旗號，以極「左」的面目出現，繼續發展反對教條主義運動的惡果，更使軍隊建設遭到嚴重破壞，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全軍院校被砍掉100多所，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瀕於夭折。其損失之大，是難以估量和無法挽回的。

　　軍委擴大會議結束之後，劉伯承回到南京。

　　1959年1月19日，劉伯承攜眷從南京移居北京。離開南京的那一天，軍事學院的許多領導幹部到江邊為老院長送行，並要送過江去，一直送到浦口火車站。

　　劉伯承執意不肯，他搶先上了船，向送行的人揮手告別。

　　渡船徐徐向對岸駛去了，而停留在東岸的人們久久不肯離去。他們遠遠地望著渡船，望著站立在渡船上的老院長的身影，默默無語。漸漸地，漸漸地，渡船看不見了，老院長的身影看不見了。

　　這時，軍事學院新任院長廖漢生，慨然說出了這樣一句話：「這個老首長，沒有少受罪！」

　　這位指揮百萬雄師過大江，出任過新中國第一任南京市長；又在南京創辦了全軍第一所高等軍事院校的老元帥，就這樣孤單單地離開了虎踞龍蟠的石頭城。

　　歷史畢竟有著它自己不可更易的規律。一切顛倒的真偽、善惡、是非.終將回復它們的本來面目，得到應得的評判。1978年以後，隨著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和路線的根本轉變，對一系列歷史冤案、錯案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平反昭雪。1980年秋，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確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這個重要結論，最終解除了套在劉伯承身上的政治枷鎖，也解放了當年跟他一起遭到衝擊和批判的一大批人，更重要的，是對人民解放軍一段輝煌的發展史作出了正確的評價。

　　※第二十四章有口皆碑

　　§第一節「編外參謀」

　　1959年9月，中共中央軍委成立了戰略小組，任命劉伯承為組長，徐向前為副組長。戰略小組辦公室主任由副總參謀長楊成武兼任。從此，劉伯承又以全部精力，夙興夜寐地為國防建設特別是戰備工作操勞。他撐著殘弱的病體，深入部隊，深入邊防，調查研究，瞭解情況，實事求是地分析問題，親自動手給中共中央軍委寫報告。從世界戰略形勢到未來反侵略戰爭的戰場準備；從一種武器的研製、一條鐵路線的修築，到每個戰士負荷的減輕，無不精心擘畫和周密思考，並及時向中共中央軍委和總參、總政、總後提出建議。他常常說自己是一名「殘廢軍人」，是軍委的「編外參謀」，所提建議僅供軍委和各總部決策時參考。他一再反對人們把他的話當作什麼指示。但是，實際上，他的一系列深思熟慮、遠見卓識的建議，總是受到軍委和各總部的重視，在加強國防建設和保衛邊疆的鬥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擔任戰略小組組長期間，劉伯承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參與指導了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

　　這次戰爭發生在1962年10月。印度政府為了通過武力侵佔中國的領土，經過了長期的密謀和準備。從1959年夏、秋之際開始，在中國的西南邊疆，印度政府不斷出動軍隊，進入中國境內，非法侵佔中國領土，以武力片面改變邊界狀況，並多次製造流血衝突事件，使中印邊境地區的局勢變得十分緊張。

　　1962年6月，印軍在中印邊境東段，越過非法的麥克馬洪線^①，入侵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區；在西段的中國領土上，非法設立了侵略據點。10月20日，印軍在中印邊界東、西兩段，同時向中國邊防部隊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進犯。

　　中國政府以國際和平和中印友誼為重，一直主張通過和平談判，公正合理地解決邊境領土爭端，並為此採取了一系列緩和邊境緊張局勢的積極措施。但是，印度當局卻把這些行動視為軟弱可欺，反而得寸進尺、變本加厲，走上了大規模軍事侵略的道路。

　　在忍無可忍、遲無可退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命令西藏、新疆邊防部隊奮起抵抗，從而拉開了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的帷幕。

　　早在這年5月，劉伯承就預見到中印邊境的衝突，勢必發展成為一場相當規模的邊境戰爭。根據西藏特殊的地理條件和當年人民解放軍進藏的經驗，他最為耽心的是部隊後勤供應和道路問題。他對總後勤部的負責人說：「看印度最近的反華態勢，後勤工作要有充分準備。去西藏有康藏、青藏、新藏三條路，康藏路和青藏路戰略意義重大。」又說：「後方基地要注意隱蔽，要鑽溝，要挖洞，要偽裝，防止敵人對我後方基地實施空襲」。

　　10月10日至17日，針對印軍對中國領土的不斷進犯，劉伯承又多次提出詳盡的意見。他要求作戰部隊抓緊戰前訓練，確實熟悉地形道路，「要用夜行曉襲、出敵不意戰術，集中優勢首先擊毀敵人的要害（如指揮中樞或主^①英帝國主義為侵略中國西藏地方，於1914年3月24日，在印度西姆拉，由英國人亨利·麥克馬洪用陰謀詭計，與西藏地方代表秘密換文，炮製了一條所謂中印邊界線，把該線以南9萬多平方公里的中國土地，劃歸英屬印度。但中國歷屆政府從未承認，並多次提出抗議。要集團等）」，」全部文章要作在『速戰速決』四個字上，切忌力量分散」。

　　10月18日至19日，劉伯承又專門對新疆部隊的作戰提出了重要意見，他說：「如何才能達到徹底、乾淨、全部殲滅敵人，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要想辦法把敵人分散開打。我很擔心的是啃骨頭……戰術不是死的東西，土辦法能打勝仗，就是好戰術。」

　　10月20日，自衛反擊作戰同時在中印邊境東、西兩段發起。在東段，實施主要突擊的右翼部隊，迅速攻克了槍等、卡龍、扯冬等地；左翼助攻部隊密切配合，相繼攻下沙則、仲昆橋，同時迂回到章多。至當天下午，印軍大部被殲，一部潰逃。以後，邊防部隊又兵分5路，乘勝追擊，直取達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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