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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八


  對於軍隊和政府工作人員中滋長起來的嚴重脫離群眾、貪圖享樂、甚至腐化墮落的現象,他毫不容情地批評說:」我們的幹部一到南京,驕傲蛻化的現象已經在發生中。……不要忘了我們的母親是誰,敵人就隱蔽於我們的臥榻之側,窺伺我們,挑撥我們,使我們脫離群眾,以便打倒我們。我們一定要警惕起來,與這些惡劣傾向作鬥爭,尤其要以此作為教訓,絲毫不能放鬆,讓它們發展。」

  他號召大家說:「由解放區南下的同志和南京地下党的同志,首先要緊密地團結起來,互相幫助,互相學習,做到組織上、政策上、思想上的會師,共同堅持黨的政策,認真地聯繫群眾、團結群眾、依靠群眾。果能這樣做得好,我們就能把消費的南京建設成為生產的南京。」

  最後。他以簡潔的口號作為結束語:「學習毛主席的作風,調查研究,實事求是,虛心學習,不驕不躁,艱苦樸素,以樹立新的人民作風。」

  劉伯承平穩而又宏亮的聲音,一再被熱烈的掌聲所打斷。聆聽者一致稱讚這是一篇出色的「就職演講」,人民政府的性質、任務、工作方法以至應注意克服的傾向,都全面而深刻地進行了闡述。來自第二野戰軍的幹部覺得,劉伯承的施政報告一如他打仗時發佈的作戰命令,敵情、我情、任務、條件、薄弱環節,交待得清清楚楚,使人完全明白以後該怎樣去執行和落實。另外一部分來自地下党的幹部,則為他高超的政策水平和對政情民風的瞭解而深深折服。他們發出由衷的讚歎:南京市長遴選得人!南京的治理與建設大有希望!

  恢復生產是一項最為繁重的任務。解放前,南京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鯨吞豪奪的指揮中樞,久已形成畸形的、消費城市的特點。它的特點是工廠少,衙門公館多;工人少,公務人員多。少數「國營」工業,多屬官辦消費性質,半殖民地色彩尤為濃厚。解放後,官僚企業陷於停頓,公務人員閒散街頭,私營企業開工不足。致使失業人數急劇增加,要求就業、複業與救濟的比比皆是。

  在劉伯承主持下,南京市軍管會和市人民政府首先抓緊接管和復工工作。接管主要是對官僚資本企業進行的。軍管會一開始工作,就立即組建了財政接管委員會,對國民黨政府的經濟部、資源委員會、農村部等12個經濟機構實行了全面的接管。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自上而下地、有系統地瞭解各企業的情況,掌握了主動權。同時自下而上地發動工人積極參加接管,幫助整理、清點帳本、物資,還盡力爭取廠方人員給予必要的協助。劉伯承和市軍管會副主任宋任窮等人,親自參加各系統舊職員座談會,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城市政策,講解接管的意義,宣佈解放軍約法八章及接管辦法,較快地解除了這部分人的顧慮,使他們較積極地協助接管工作。由於深入發動和爭取了公私企業勞資兩方面的人員參加,接管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歷時一個月即告結束,為復工準備了有利條件。

  對於有益於國計民生的官僚資本企業,財政接管委員會根據其現有條件,使接收工作與復工同時進行。華中礦務局等單位採取接收與復工並進的辦法,工人、職員情緒很高。因為接收快就是復工快,他們即將有工作可做,生活也就有了保障。

  對復工的全面領導工作,市軍管會組織了生產設計委員會來負責。該委員會的成員以市政府指派為主,吸收職工代表和適當數目的工業資本家、工程技術人員參加,制訂出3個月恢復生產的初步計劃。劉伯承特別重視發揮工人階級的領導和骨幹作用,他多次深入到工人群眾中去,宣傳黨的新民主主義總路線,講解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歷史使命。他還注意虛心聽取工人群眾的建議和意見。在一次工人座談會上,他誠懇地提出四個問題請大家研究如何解決:

  (一)怎樣從被統治者變為統治領導者來管理自己的城市。

  (二)怎樣使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

  (三)怎樣使城鄉矛盾變為城鄉結合互助。

  (四)怎樣過物質生活和學習生活。這幾個問題在工人群眾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工人們紛紛向他表示:我們一定要努力恢復生產,拿出主人翁的姿態,樹立新的勞動觀念和勞動紀律,爭取生產出盡可能多的產品支援國家建設,支援解放軍。

  生產設計委員會成立後,立即組織硫鐵礦、機械廠、兵工廠、被服廠復工,使之為戰爭服務。

  由於公私企業的相繼復工,解決了一部分人員的就業問題。但工廠企業少是南京的固有弊病,對於龐大的失業大軍來說,仍然存在著僧多粥少的矛盾。在劉伯承的直接關心下,生產設計委員會主要以組織轉業與開辦工人學校來解決就業問題。轉業是為了調劑各勞動部門之間勞動力的不平衡。開辦工人學校則是貯備產業大軍,以適應祖國建設事業的大發展的需要。

  經過這樣的綜合治理,短短3個月內,主要工廠企業的生產基本得到恢復,失業問題也大體得到解決。不僅工人和市民群眾皆大歡喜,而且一些民族資本家也感到滿意。

  緊接著是解決職工的工資問題。這個問題事關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劉伯承堅持以維持現狀為原則。對於解放前因通貨膨漲造成的工薪差額,他主張在調查研究後依據實際情況作出決定,適當進行調整。這樣,獲得了工人、職員的普遍滿意,同時也減少了職工之間的矛盾和市場物價的波動。復工、就業和工資三大問題的基本解決,標誌著南京市政治理工作的初步成功。

  在金融貿易問題上,經歷了一場複雜的鬥爭。特務和奸商一面造謠惑眾,一面大搞銀無投機,曾一度造成市場的混亂。劉伯承加強了財政委員會和財政金融辦公室的領導力量,選派得力幹部去從事這項工作。財政部門在党的領導下,緊緊依靠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切實抓了禁止銀元流通、發行人民幣、掌握物價這三個環節。為了迅速處理和排除偽金元券,5月2日財政委員會公佈了比價及限兌辦法,不過8天時間,即基本兌換完畢。人民幣的信譽確立了,物價也平穩了,敵人的破壞陰謀終究歸於破產。

  中共南京市委成立後,劉伯承兼任統戰部長。他出色地完成了這項任務。

  在恢復生產的過程中,南京的工商業界和文化科學界經歷了從動搖到積極的變化。開始,由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採取經濟封鎖政策,使南京的工商業發生很大困難,工商業者普遍憂心忡忡。敵特散佈的大量謠言,又使工商業者十分懼怕共產黨進行清算鬥爭。在部分工程技術人員中,存在著對共產黨領導經濟建設能力的懷疑和對美帝國主義援助的幻想。劉伯承在同有關部門詳細分析了這些現實狀況後,認為應從宣傳教育和解決實際問題入手,雙管齊下,調動工商業者和文化科學界人士的積極性。他還親自出面作動員教育工作,或出席座談會慷慨陳詞,或與有代表性的民族資本家和文化技術專家促膝交談,較快、較好地解除了這部分人的思想顧慮。

  在南京市市委、軍管會、市政府聯合召開的工商業代表座談會上,劉伯承精闢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綱要。他指出:「為了執行這個綱要,就必須照顧到四面八方。公私是一面的兩方,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中,國家(公營)經濟是領導成份,而私營經濟是占了第二位。單純地發展公營企業,而不在原料、製造與推銷上,去照顧私營企業,即等於在發展經濟上去了一隻腳。只有既顧公而又顧私,才能幹國計民生有利,將農業國引向工業國的方向發展。勞資,這又是一面的兩方,既要照顧到工人無法生活之苦,而改善對工人不合理的生活待遇,又要照顧到資方的有利可圖。片面偏重那一方,就不能發展生產,也就於人民無利。城鄉,是另一面的兩方,過去的城鄉是矛盾的,是對立的,是城市剝削鄉村的。今後應該是城市著重為農村服務,以合理的價格收買原料,以足夠的工業品,合理的廉價供應農村。而農村則給城市以生活必需品,且將來也能向工業化發展。內外,又是一面的兩方,即是在貿易問題上,既有對內的貿易,又有對外的貿易,以使物資、經濟的交流得到合理的暢通。」他運用唯物辯證法,運用生動、貼切的語言,深入地分析了公私、勞資、城鄉、內外等的對立與統一關係,活畫出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一幅藍圖,澄清了各方面人員的疑慮,使各種思想障礙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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