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傳(68)_學達書庫

六八

　　在第二階段，他總結為「軍民結合，一面是對敵進行十次大的反『掃蕩』與不斷的交通鬥爭，另一面是對反共派進行多樣反磨擦。正如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一樣，局勢十分嚴重」。但由於根據地黨、政、軍、民共同奮鬥，打開了虎狼夾擊的嚴重局面，抑平了反共高潮，舉行了百團大戰，還進行了建軍建政建黨工作，堅持和鞏固了抗日民主根據地。

　　在第三階段，他的結論是，堅持執行了中共中央、北方局關於著重發展地方部隊與人民武裝的正確武裝政策和對敵鬥爭策略；逐次執行了十大政策，尤其是土地政策，發動了基本群眾；精兵簡政，開展大生產運動，減輕了人民負擔。在對敵鬥爭上，以武工隊深入敵佔區，保護群眾利益，推行革命的兩面派政策，合法與非法鬥爭相結合，發動政治攻勢，瓦解和爭取日偽勢力，繁殖了敵佔區內的遊擊根據地，有力地配合了根據地的反「掃蕩」、反蠶食鬥爭。通過這些，「將根據地退縮局面轉為開展局面，而在敵佔區、遊擊區的工作也開展起來」。

　　報告既肯定了成績，也毫不隱諱地指出了缺點。他認為在百團大戰前後，由於對「從內戰轉到抗日遊擊戰之舵掌握不緊，過分強調正規軍，犯了編並與放任地方武裝的錯誤」，一度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此外，本著從嚴要求自己的原則，對減租減息、敵佔區工作等方面也作了檢討。他這種勇於自我批評的精神，深為與會的部屬和其他方面人員所稱道，也促進了整風中那種實事求是、嚴於律己作風的發揚光大。

　　1944年5月21日至次年4月20日，分8次召開了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要討論和通過黨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討論關於召開「七大」的準備工作等問題。劉伯承以晉冀魯豫根據地負責人的身份列席了會議。

　　在討論和通過上述「決議」的過程中，劉伯承聯繫自己的切身經歷和體驗，回顧了黨內歷次右的和「左」的錯誤，尤其是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錯誤，對中國革命所造成的巨大危害；暢談了毛澤東從井岡山鬥爭開始，特別是長征中的遵義會議以後，對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對於「決議」肯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方向和路線，確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他感到由衷的高興和鼓舞。他深信，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不但抗日戰爭將很快取得勝利，而且人民革命事業也將出現光輝燦爛的美好前景。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劉伯承出席了大會，任晉冀魯豫區代表團團長。

　　會議的主要內容，是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分別作了政治、軍事、統戰和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共中央有關方面負責人和各解放區的領導人進行大會發言。5月10日，劉伯承作大會發言。他主要講述了晉冀魯豫根據地的發展，其中著量講的是軍事鬥爭。在鬥爭階段劃分上，他仍然一分為三，但與4月30日的報告略有不同，把第二、三階段的分界時間定在1942年5月。

　　他提出，第一階段是開闢發展時期，第二階段是鞏固、退縮時期，第三階段是重新發展時期。在第一階段，打法上是配合友軍作戰，打擊敵人的側背，並且就勢轉到敵後去，繁殖遊擊戰爭。在第二階段，反「掃蕩」是以部分兵力堅持內線，主力轉到外線，打擊敵人的側翼並切斷補給線；反蠶食是正面堅持，敵後尾擊與繁殖遊擊。在第三階段，「進入敵後之敵後」，「以武工隊的組織形式到敵佔區去活動」，把軍事鬥爭和群眾鬥爭緊密結合起來，改變了以往正面大打、硬打的局面，真正實現了在敵後開展群眾性遊擊戰爭的預想結果。

　　關於軍事工作中的教訓.除繼續檢討了過分編並地方武裝的錯誤外，他主要講了百團大戰中的問題。他認為作戰中輕視了日軍的技術一鐵路技術和技術裝備：「我們把正太路摧毀了以後，以為敵人3個月不能修復，可是它20天就通車了」；「其次就是輕視了它的裝甲火車，輕視了它的新式武器」。

　　因此，表現在戰術指導上，較多地採用陣地戰甚至是陣地防禦戰的形式，脫離了八路軍當時的條件，招致了不必要的損失。他認為這一個教訓是應該記取的。

　　他還以整風精神嚴格地解剖了自己在軍事工作和軍事思想上的偏差。一個是關於「運動遊擊戰」問題。他說：「在我自己認識說來，我是不瞭解毛主席講的，基本上應以遊擊戰為主，而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個方針。

　　我的錯誤就在於不瞭解遊擊戰為主，運動戰為輔。後來軍分會那個小冊子^①，又把運動戰放在前頭，遊擊戰放在後頭，叫作『運動遊擊戰』。所以說對於毛主席的思想的瞭解是不清楚的，說把運動戰放在前頭就放在前頭。……可以說沒有從戰略眼光來分析問題，而是單純的從戰術上來看事」。儘管他在這個問題上沒有造成什麼過失，正如他自己一再總結的，抗戰以來一貫堅決貫徹執行毛澤東提出的以遊擊戰為主導地位的戰略方針，即使是抗戰初期處在敵、友、己3方混雜的複雜情況下，他恰當地運用運動戰配合國民黨正面戰場作戰，並及時分遣部隊，深入敵後繁殖遊擊戰爭，又正確地利用統戰成果合法地發展抗日力量，迅速創建了晉冀豫根據地。而且在他一系列的戰術報告和軍事淪文中，已經充分論述過遊擊戰的戰略地位，以及遊擊戰與運動戰的辯證關係。儘管如此，他並不放過那怕只是認識上的一時偏差，主動暴露出來進行自我批評，這充分說明他對党的忠誠和磊落的人品。

　　①指193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軍委華北分會發出的《對目前華北戰爭形勢與我軍任務的指示》。

　　再一個是關於1932年10月寧都會議上錯誤的表態。他說：「從我本身上來說，我自己反省我的歷史，我自入黨那天起，就叫我『聽招呼』。因為我是從舊軍隊裡出來的，我自己曉得，我不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的這樣一種人。……我在黨內將近20年了，犯了一次嚴重的錯誤，就是寧都會議（四次『圍剿』前中央召集的）。由於我政治上落後，單純軍事觀點，從戰術上看問題，所以對於當時的中央局的負責同志起了支援作用……這個錯誤促使我自己反剩」反省的結果，他很快認識到「左」傾教條主義的危害，轉而不滿和反對李德等的錯誤指揮，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中提出了深入敵人後方打破「圍剿」的方針，站到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和正確思想的一邊。可他並沒有因為後來的徹底轉變而原諒自己所犯過的錯誤，這次在莊嚴的黨代表大會上自我揭短，再次作深刻的檢討，真可謂達到了「責己也重以周」的崇高境界。

　　在中共「七大」上，劉伯承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這年7月，發生了一件使劉伯承十分痛心的事，他在延安中央保育院裡的二女兒華北被壞人暗害致死。面對勸慰他的部屬和保育院的工作人員，他堅定地說，同志們，不要太為我難過了。敵人以為暗殺我劉伯承的女兒，我就會五心不定對他們手軟，這是癡心妄想！孩子的慘死是有貢獻的。它要我們永遠不能麻痹，不能忘記階級鬥爭，只要敵人不投降，就堅決把他們徹底消滅！他的堅強意志和堅定的革命信念，使在場的人異常感動。

　　7月上旬，鄧小平來到延安。劉伯承跟鄧小平一起，研究和部署奪取晉冀魯豫區抗戰的全面勝利，以及開展抗戰勝利後新的鬥爭。8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正式成立晉冀魯豫軍區，由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員，滕代遠、王宏坤任副司令員，薄一波任副政治委員，張際春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李達任參謀長。下轄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4個軍區。這樣，以太行根據地為開端的晉冀魯豫解放區終於正式形成，地域北起正太路與德石路，南至黃河.西迄同蒲路，東抵津浦路，面積達18萬多平方公里，擁有人口2400余萬，軍隊近30萬，民兵40余萬，成為全國7大抗日根據地之一。依託著這塊強大的根據地，劉伯承與鄧小平揮師投入了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