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傳(19)_學達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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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軍學校校部在瑞金城裡謝氏祠堂，各學生連住城南校舍。劉伯承主持的紅校第二期於2月1日開學。政治部主任是周以栗，鄧萍主持訓練工作，有15名專職教員。學校教職學員1330人，其中學員783人，分三個科：步兵科，編三個連，第一連連長龍雲，指導員張華；第二連連長彭紹輝，指導員石衡中；第三連連長粟裕，指導員劉西平。政治科一個連，連長郭耀山，指導員伍修權。特科三個連，即機槍連、工兵連、炮兵連。

　　在教育方針上，汲取了第一學期成功的經驗，強調一切從紅軍的實際情況出發，反對本本主義。這些寶貴的思想，保存在1932年5月25日經劉伯承指導寫成的紅軍學校給中央的工作報告中。報告中強調：「不能夠本本主義全套應用蘇聯紅軍的戰鬥條令和其他軍事教程。而反動軍隊的典範和教程，則更不必說了。」儘管教員少，教員的科學知識、軍事理論和作戰經驗淺弱，又缺乏參考書，劉伯承還是盡可能提高教學質量。他把教員組織起來，親白領導編寫了一批教材。他對教員們說，編寫戰術教材的根據，是「目前紅軍的編制，現在的火器裝備，紅軍作戰的對象，文化程度，地理條件以及在發揮數年來遊擊動作中得到的寶貴的經驗。」教員們編寫出教材初稿，他親自修改審定。

　　為了不耽誤上課使用，他經常加班加點。夜深了，在簡陋的校長辦公室裡，一燈如豆，他坐在桌前，時而圈圈點點，時而奮筆疾書。人們看到他這種工作精神，無不為之感動。在他的帶動下，教員和工作人員們都更加勤奮了。在不長的時間裡，編寫了《步兵教程》、《炮兵教程》、《坑道教程》、《防敵進攻戰鬥要領》、《夜間戰鬥》、《迫擊炮講義》、《機關槍班排戰鬥》、《排教程述要》、《劈刺教範》、《兵器摘要》、《爆破摘要》等。僅3月份就裝訂出版軍事教材9種，計6249冊。

　　入學的紅軍幹部大多文化很低，據當時統計，不識字的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少識字的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能寫簡單書信帳目的不過百分之二十左右。

　　針對這個特點，劉伯承採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把軍事知識「從各方面灌注到學生的腦中去」。在教學方法上，他要求教員課前提出綱要發問，課後提出中心問題組織學員討論；中心段落重複講解，以加深學員的瞭解程度和記憶效率。在教學手段上，他因地制宜地提出用圖解或模型來配合語言講解；用沙盤作業和實地演習來加深對所學內容的理解。他特別強調學用一致和知識的連貫性，要求講完一段課，接著就進行這一段課的沙盤作業和實地演習；所講的課，所進行的操作，「都要設法幫助學生縱橫貫串起來，使其腦力成為有組織的系統化」。

　　一次教員講射擊原理，講到彈道是弧形的，向不是直線，有的學員老是理解不了，總覺得彈道應該是一條「直道道」。恰值劉伯承在場聽課，就即席舉例說：「你們觀察過頑童撒尿嗎？你看那個『彈道』是一條直線呢，還是弧形的呢？」這個妙趣橫生的例子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疑難之點也就豁然貫通了。

　　劉伯承親自講地形學，他把學員拉到學校附近的小布腦山上去講，一面看地形圖，一面研究實際的地形地貌，學員理解得快，印象深。他還講標圖的箭頭要有力，像是部隊殺出去一樣。他劃箭頭的姿勢，至今仍保留在聽過他講課的學員的印象中。

　　劉伯承還根據毛澤東、朱德親自指揮的一、二、三次反「圍剿」取得光輝勝利的戰例，給學員講十六字訣。許多學員足參加過戰鬥的，經劉伯承理論上加以概括、分析和說明，不僅提高了學術水平，而且提高了勝利信心。

　　在3個半月的學習期間.制式教練只教兩星期，每次3小時，總共31小時；而夜間戰鬥教練卻用了102個小時，演習10多次，學員的戰術水平有明顯的提高。諸如進攻的幾個階段，防禦的縱深配備，追擊退卻的要領，以及偵察警戒的重要，用何種手段才能達成偵察任務，怎樣佈置警戒才算周密等等，都能夠應用戰術原則。

　　對於政治教育，劉伯承作為政治委員也是十分重視的，他提出了「三化八點」的政治綱要，即要在「軍事化」、「國際化」、「蘇維埃化」的三個日標下，對學員及工作人員進行八個方面的政治教育：階級覺悟教育、党的領導教育、階級關係教育、紅軍宗旨教育、紀律與艱苦奮鬥教育、革命理想教育、群眾工作教育、革命性質與國際主義教育。這「三化八點」教育，是符合當時幹部思想修養要求的，在實際工作中也是行之有效的。紅校第二期工作總結中稱它是「時時灌輸在全部政治教育的實施中的，這一方面也得到了較大的效果」。

　　政治教育占紅軍學校全部課程的十分之四。政治課計有八門：帝國主義與中國；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階級鬥爭；土地問題；紅軍問題；蘇維埃問題；政治工作；武裝擁護蘇聯。政治連因是培養政治工作幹部的，軍政教育比例為倒四六，即軍事占十分之四，政治占十分之六，在課程上增學：党的建設；社會形態發展史；黨史；國際材料講演等課程。

　　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組成部分。儘管紅軍處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紅校的文化工作仍是非常活躍的，到處歌聲嘹亮，朝氣蓬勃。俱樂部成為課外活動的中心地。從上海來的文化人崔音波、石聯星、趙品山等主持這方面的工作，留蘇的危拱之、李伯釗等，也都是文化工作的「裡手」，他們做了很多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每兩周舉辦一次文娛晚會，由趙品山領導的話劇團演出節目。李伯釗還給大家跳過烏克蘭舞。籃球比賽也經常進行。那時條件艱苦到連籃球都買不到，籃球破了，修修補補接著打。補丁多了球變成了「加重」式的，但照樣競賽激烈，鼓掌聲、喝彩聲不斷。各連都有列寧室，每週出1次牆報，發動大家寫稿，又學政治，又學文化。10個單位在3個多月的時間裡，共出了130期牆報，每期平均約百篇稿件，計有1.1萬篇以上，學員平均每人投槁10篇以上。

　　經過3個多月的軍政訓練，學生達到的水平是：」有百分之二十可以當連長、連政治指導員，百分之六十可以當排長，只能當班長的不上百分之二十。」5月15日，劉伯承主持了第二期畢業典禮，隆重地舉行了閱兵式和分列式。

　　紅軍學校第三期於6月9日開學。這一學期學生增加到1000以上，編了兩個步兵營、I個政治營，還有上級幹部班和團政治委員訓練班。

　　6月26日，劉伯承被委任為瑞金衛戍司令，負責管轄駐在瑞金的紅軍部隊、紅校，瑞金縣地方武裝，以及警戒事宜。紅校的工作加上衛戍司令部的工作，使他更加忙碌了。

　　10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同召開全體會議，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寧都會議。劉伯承列席了會議。

　　會議圍繞著紅軍的作戰方針展開了爭論，這個爭論是蘇區中央局前線同後方負責人分歧的繼續。8月間，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指揮下，連克樂安、宜黃，取得殲敵3個旅的勝利。這時，蘇區中央局前線同後方的負責人之間發生了意見分歧。後方負責人要求紅一方面軍在敵軍大舉進攻前主動出擊，攻城打援，取得速勝。在前線負責指揮的周、毛、朱、王在9月下旬連電蘇區中央局表示：「在目前敵情與方面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隊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舉行全體會議。會議嚴厲批評前線的部署是「純粹防禦路線」，是「以準備為中心的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方針。對毛澤東是否仍留在前方的問題，會上發生了激烈爭論。周、朱、王堅持將毛留在前方，但多數人不同意。劉伯承支持了多數人的意見。會後，中共臨時中央以要毛澤東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為由把他調回後方，隨即撤銷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由周恩來兼任。

　　在這次會議的影響下，劉伯承曾在瑞金報紙上寫文章，批評紅軍第四軍中有「遊擊主義」。反映了他那時對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還缺乏全面正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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