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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女扒手的悲劇(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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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她的扒竊技藝令克格勃專家眼界大開： 看守所裡，她對押解她的軍官行竊； 特務學校裡，十一名教官成為她的行竊對象。 傅索安隨克格勃調查組從烏蘭巴托返回蘇聯後，又去喀山克格勃第四高級特工學校待了一個多星期，便接到克格勃人事管理局的通知，讓她飛往莫斯科，與其他幾名教官一起去「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報到。 1971年11月2日，傅索安和七名蘇聯教官抵達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這所位於蘇蒙邊境貝加爾湖畔的特務學校，據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由杜漸所著的《蘇聯秘密警察》介紹，在7O年代中期已呈「特務城」的格局，裡面除了「中國部」，還有「日本部」、「越南部」和「朝鮮部」，專門訓練赴中、日、越、朝四個國家進行諜報活動的特工。但是，傅索安當時初抵「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時，該校還只有一個部，即後來的「中國部」。這所特務學校當時占地面積四百五十畝，作為一所學校來說，這是一個驚人的面積了。 「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的首任校長是布特卡少將，這是一個六十來歲的胖老頭，身高一米九二，體重將近三百磅，據說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曾作為紅軍間諜潛伏柏林十四個月，獲得併發回了大批情報，戰爭結束後，被授予「斯大林勳章」、「一級紅旗勳章」，並獲得「蘇聯英雄」稱號。布特卡少校是語言方面的天才，他精通俄、德、英、法、中五國語言，此外還粗曉日、朝語，曾有過外國語言方面的專著出版。戰後，布特卡一直在從事特工方面的研究和教學工作，曾出任過莫斯科諜報學校校長，算得上是克格勃中屈指可數的幾位特工教學專家中的一個。 傅索安抵校後的當天晚上，「契他伊斯卡雅」學校為當天報到的八名教官舉行歡迎儀式，並設宴招待。酒席上，布特卡校長向傅索安等人介紹了學校的有關情況：目前共有學員一百五十名，分為十五個班級，每班學員為十人，每個學員所學的特工技能不盡相同，總的來說根據他們本身的特點分別予以「情報」、「行動」、「宣傳」、「遊擊戰」四個部分的訓練，學制從三個月到十八個月不等。 傅索安不久就知曉了布特卡校長所說的學校所設上述四個部分的用意——情報，即重點培訓以竊取中國政治、軍事、科技、經濟等各類情報為主技能的情報特工，這部分學員在畢業後將被派往中國潛伏或短期活動，以竊取情報為主要內容。 行動，即重點培訓以暗殺、綁架、爆炸等技能為主的行動特工，這部分學員畢業後將被派往中國進行短期活動，從事破壞和製造恐怖。 宣傳，即專門培訓進行反華親蘇煽動活動的演講、製作宣傳品、散發張貼宣傳品、設置反華廣播電臺等技能的特工，以便在需要時潛赴中國進行活動。在這方面，克格勃有過成功的記錄，1962年的「伊塔事件」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所以他們特別重視。 遊擊戰，這是為蘇聯發動對華侵略戰爭而作準備的。克格勃的專家們設想在發動這類戰爭時，應當派遣一批「遊擊戰專家」去中國，在前線地區和後方就地招募特工，進行破壞道路、橋樑、機場滄庫、通訊設備、小分隊襲擊、刺殺首要人物等特工活動，來配合蘇聯軍隊所進行的軍事行動。「遊擊戰」這個科目的開設，就是為了培訓這種「專家」。 傅索安執教的「情報理論和情報實踐」課，主要是為「情報」科目的特務學員講授。但由於「行動」、「遊擊戰」兩個科目的特務學員在具體活動時也會遇到「情報學」問題，所以，她也給他們講幾堂課。半年多前，當安德烈大校讓傅索安當教官時，她還極力推諉，來「契他伊斯卡雅」學校上了幾堂課以後，她就發現這實際上是一個很不錯的位置，這主要由於三個原因形成的：第一，不必擔心被派遣去外國尤其是中國執行任務，因為諜報學校屬人事管理局管轄，和對外諜報局是兩個部門，沒有這個職能。第二，她從小學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的高中一年級，都是班級、少先隊、共青團的幹部，頭腦裡已經形成一種「權力欲」，直到叛逃投蘇後才被迫變為唯唯諾諾的猥瑣小人，現在當上了特務學校的教官，這種「權力欲」又回復到她的身上，她可以對那些特務學員發號施令，這是一種滿足；第三，教官的薪金比她在對外諜報局當特工高出一倍以上，她可以把這些錢積起來，留著以後過舒適的生活。 當然，「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也有不盡人意的地方，比如說活動範圍很狹。儘管學校很大，裡面有俱樂部、溫水游泳池、公園、湖泊（不在學校面積內）、電影院、咖啡館、酒吧等等，但外面卻被克格勃武裝警衛部隊嚴密地守衛著，特務學員不能越雷池一步，連教官出去也必須去校長室領通行證，而且限定外出時間。所以，傅索安是難得外出的，有空閑時間，她寧可去酒吧間喝酒、聽音樂，或者一個人縮在教官單人宿舍裡看書。 傅索安所教的班級，共有十名學員，都是中國人，六男四女，其中有四個是從黑龍江、內蒙古、新疆叛逃過來的知識青年，漢族人。 四個是少數民族，哈薩克、維吾爾族和回族，都是1962年「伊塔印件」時越境外逃的邊民，當時都是少年，現在都二十多歲了。兩個是克格勃從新加坡秘密招募來的華僑青年，那是一對戀人，但進校後兩人表面上已經斷絕了關係。當時的知識青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都當過紅衛兵，這使也是紅衛兵出身的傅索安產生了一種親近感，她對那四個知識青年的態度明顯地比對其他六個學員要好。 尤其是四個知識青年中推一的一個女知青，傅索安更是對她如妹妹一般。 這個女知青，名叫皮勇，當時是二十一歲，上海市人。皮勇這個名字，應當是給男孩子起的，不過給這個姑娘也不枉：她黑黑瘦瘦，一臉調皮相，整天嘻嘻哈哈，打打鬧鬧，是個不折不扣的假小子，從小到大，不知打過多少次架，真是又「皮」又「勇」。皮勇出身於上海一個勞動人民家庭，父親是碼頭工人，母親是紡織工人。當初這對夫妻結合時還沒有「計劃生育」這個說法，所以兩口子把生孩子當作人生一大樂趣，不厭其煩地生了一個又一個，一共生了八個，皮勇排行老六。 孩子多的家庭，有兩個缺陷是顯而易見的：一是經濟困難，缺衣少食。二是疏於管教，自我成型。皮勇兄弟姐妹八人，從記事起就整天价為爭一點零食或是一件衣服之類鬧得雞飛狗鬥。以皮勇的調皮相，在家裡自然不是個安分守己的主兒，她人小爭不過兄姐，就時常乘他們不留意的當兒悄然伸手撈取看得中的東西。「不告而取，是謂之竊」，兄姐發覺之後，自然要動手教訓，皮勇就逃出家門，直到家裡人見她晝夜不歸著了急，全家出動找她回去才罷休。前科自然不算帳了，但沒幾天她必有新行為弄出來，於是開始了又一輪逃一尋的鬧劇。皮勇的童年，就是在這種周而復始的「遊戲」中度過的。 皮家人當時自然不曾想到，他們的這種行為，竟是在為克格勃培訓一位具有特殊技能的特工。皮勇逃離家庭，晝夜不歸，住宿無從談起，碼頭、車站可以棲身，但吃飯總是要解決的，她便開始偷竊，皮勇的偷竊，分為兩種形式：一是拎竊包裹，二是扒竊錢包。別看她成績單上連掛紅燈，在偷竊方面的心眼卻是玲瓏剔透，她也沒有拜師傅，也沒有觀察、偷學，就憑自己的那份感覺，竟然無師自通地成了一名盜竊熟手。她偷到了錢鈔，先是自己上館子、泡劇院、逛商店，胡亂花用；若還有剩餘，就叫上幾個要好同學去消費。有時也買些東西回家，大人問起來源，便說是揀的，大人也不追究，更沒有進行「拾物交公」的共產主義道德教育。 皮勇從六七歲開始自學偷竊，竟然福星高照，連續十年沒失過風，這在黑道上的職業高手中也是一個驚人的記錄。到「文化大革命」開始那年，可能是因為社會治安惡化導致竊賊增多而使人們的防範意識增強的緣故，皮勇終於在一次扒竊作案時失風，被人當場逮住送往派出所。當時，神州大地大講「階級鬥爭」，派出所問案先要問家庭出身，民警一聽這小姑娘父母雙雙皆是產業工人，先已生了從寬之心。再問下去，案情又輕，便來了個「教育釋放」。皮勇有驚無險折騰了一回，反倒有了經驗。以後又作了些案，因為擔心銷贓時暴露，所以幹的都是扒竊，不再動拎包的腦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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