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傳第六章孫中山逝世前後(3)

第六章孫中山逝世前後(3)

　　在孫中山啟程北上之前，鮑羅廷曾邀請他去莫斯科訪問。

　　孫中山就這件事徵求蔣介石的意見，蔣介石對此事的評價不高，他認為，與俄國人的合作是中國爭取自由和獨立所必須邁出的一步，但共產黨總是抓住一些事情大作文章。如果孫中山去訪問莫斯科，那麼俄國人肯定會就此事散佈一些有害的謠言。孫中山靜靜地聽著，不加評論。

　　孫中山的健康在北上途中急劇惡化，終於在天津臥床不起，但他在新年前夕又掙扎著離開了病床。他到達北京後又碰到了挫折，親日派根本就沒有象孫中山所希望的那樣拒絕簽署那些不平等條約，他們已經與列強交換了對那些條約的外交承認。

　　由於傷心失望加上癌細胞已擴散到他身體的要害器官，孫中山於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不但使他免於經歷更大、更令人心酸的失望，而且，使他被追認為中華民國的國父，這個稱號既得到了國民黨的承認，也得到了共產黨的承認。

　　在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展開了一場爭奪繼承權的鬥爭。在開始的時候，蔣介石算不上一個真正的競爭者。

　　一方面，人們認為他大年輕了，他當時還不到40歲；另一方面，他是一個軍人——而不是一個搞黨務的人（儘管他是一個黨員）。

　　汪精衛，胡漢民和廖仲愷三人則是真正有實力的競爭者——孫中山對他們三人幾乎都給予了同樣的信任，此外，他們三人還有一個有利條件，他們都是廣東人，這一條是蔣介石所欠缺的。人們都知道孫博士對他的廣東同志較為偏心，他與大多數廣東人一樣，認為自己的同鄉比其他省的人更聰明更富於革命性，那些不幸的外省人免不了在孫中山的背後議論說他不能擺脫「老鄉觀念」。

　　汪精衛後來由於在1937年——1945年中日戰爭期間與日本人合作而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惡名，他在日本人手下擔任傀儡政府主席的職務，從此，他被冠以「漢奸」、「傀儡」之類的稱呼。

　　但在20年代，汪精衛被公認為是一個有獻身精神的革命者，他曾在1910年試圖刺殺清王朝的攝政王並因此而受到監禁，革命發生後他才重獲自由，從此，他身上就籠罩著某種神聖的光環。在三個競爭者中，他是唯一一個陪孫博士北上的人。在孫中山彌留之際，由汪精衛負責起草了他的政治遺囑，該遺囑經孫中山修改後，於1925年2月20日被抄錄下來。由於汪精衛後來背叛祖國，有些國民黨人又試圖對這份遺囑提出疑問，但這份遺囑只不過表達了孫中山希望自己的追隨者要繼續自己未竟的事業這一願望，它並沒提誰是孫中山的繼承人，懷疑汪精衛偽造了這份文件的想法是沒有根據的。

　　在中國，年紀大的人比年輕人更受尊敬。汪精衛的一個不利之處在於他是三個競爭者中最年輕的一個。他在公共場合總是強烈支持與俄國人進行合作。因此，人們認為他是個左派，但他從未明確表示過他有什麼特別的原則。

　　廖仲愷則是一個更富有獻身精神的左派，右翼的國民黨人懷疑他是一個共產黨的秘密黨員（儘管他們並沒有掌握任何有力的證據），他曾受孫中山的派遣，到日本與蘇聯代表越飛就國民黨與蘇聯合作一事進行過長達一個月的會談。

　　第三個競爭者胡漢民是一個保守派。他對俄國人抱有很深的疑慮。胡漢民有著光榮的革命經歷，因為他過去一直都在協助孫中山進行革命工作，他曾在香港編輯出版一份報紙並因此而聞名全國。胡漢民是一個學者，曾擔任過孫中山的秘書——

　　汪精衛也偶爾幹過這工作。比起另外兩個競爭者來，胡漢民還有一大優勢，那就是，孫中山在啟程前往北京之前，曾任命他為代理大元帥。

　　當時的競爭局面就是這樣的。但蔣介石這匹黑馬卻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中國當時還發生了兩起流血事件，從而進一步激起了中國人的仇外情緒。當外國人得罪了中國人時，國民黨總是能從中獲益。這一次俄國人也成了受益者，因為這一次他們沒有與帝國主義列強同流合污。

　　英國人把這兩次發生的事稱為「事件」，而中國人則稱之為「滲案」，這牽涉到誰是受害者的問題。

　　第一件是「5月30日事件」（或者說是中國歷史學家所稱的「五卅慘案」），英國軍官指揮各國巡捕向上海的示威群眾開槍射擊，當場打死了很多人。鮑羅廷得知了這個消息之後說：「我們沒有製造五卅慘案，這是別人送上門來的禮物」。

　　第二件是「沙基慘案」（或者說「沙基事件」）。6月23日，一艘要停泊在廣州英國租界旁邊的法國炮艦向正在就「五卅慘案」舉行示威的群眾開炮，英國人則用機槍進行掃射，造成了很多入的傷亡。而大約在10天前，也就是6月12日，蔣介石剛剛從雲南和廣西軍閥手中奪回了廣州，粉碎了這兩個地方的軍閥企圖利用孫中山的逝世而奪權的計劃。

　　當時的廣州明顯地籠罩著一種對外國人既恨又怕的氣氛，其中又混雜著一些勝利的喜悅情緒，因為這時國民黨正要進行重新改組，它所控制的地盤也有所擴大。國民黨的大元帥府也改稱為「同民政府」，這樣聽起來就顯得更正式一些了。所有忠於國民黨的軍隊現在也改稱為「國民革命軍」。1925年7月1日，國民黨選出了一個十六人的委員制的國民政府和一個八人的軍事委員會。汪精衛當上了這兩個委員會的主席。在大多數人看來，汪精衛這時明顯地被推上了孫中山的繼承人的位置。

　　在軍事委員會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蔣介石提出了他重新修改後的北伐計劃，該計劃要求把國民革命軍分為七個軍，並建立兵工廠和重工業。根據這個計劃，廣東政府每年四千萬銀元的財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將被用於軍事預算。

　　儘管汪精衛偏向左派，但他同時也為國民黨右派所接受。

　　正因為他是左右兩派都可接受的人物，才使得他在競爭中壓倒了胡漢民和廖仲愷而奪得主席的寶座，儘管他比他們兩人都年輕，胡漢民為左派所憎惡，而廖仲愷則得不到右派的信任。不過，這兩人也都當選國民政府的委員和軍事委員會的委員。蔣介石也當選為軍事委員會的委員。

　　清王朝被推翻後，謀殺和背叛在中國成了司空見慣的事，1925年8月25日，廖仲愷被人暗殺，毫無疑問，暗殺是右派分子策劃的。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也是暗殺的策劃者之一，此事令胡漢民十分難堪。

　　鮑羅廷認為胡漢民與此事也有牽連，由於胡毅生已經逃跑，因此，鮑羅廷要求懲罰胡漢民，但蔣介石和汪精衛都不相信這一指控。蔣介石還將胡漢民藏在自己的家裡。不久後，胡漢民被有意派到蘇聯去執行一項特別使命，這在某種程度上算是對他的一種奇怪的懲罰。由於此事嚴重地削弱了國民黨右派在黨內的地位，一批右派離開廣州，到上海或北方去另起爐灶。

　　此事使得汪精衛在黨內的競爭中處於領先地位，蔣介石則緊隨其後。但情況並不這麼簡單。軍事部長許崇智當時是蔣介石的上級，儘管他不是一個積極的競爭者，但他的存在對蔣介石可能抱有的政治野心仍不失為一個障礙，在廖仲愷被暗殺後，國民黨成立了一個處理軍政事務的特別委員會，許、汪、蔣三人是這個特別委員會的「三巨頭」。

　　接下來的是進一步的勾心鬥角。人們後來發現，許崇智與被擊敗的客家人陳炯明將軍保持著秘密接觸，而且，他手下的軍官也與廖仲愷一案有牽連。

　　9月20日，蔣介石率領他手下的黃埔軍校學員突然解除了許崇智部隊的武裝，而這些部隊後來被併入蔣介石的第一軍。

　　第二天，許崇智被解除了軍事部長的職務，並被剝奪了對粵軍的指揮權。他還被從廣州驅逐到上海。現在，競爭國民黨最高領導人的對手只剩下蔣、汪兩人了。

　　被擊敗但尚未完蛋的陳炯明對國民黨來說，仍然如同芒刺在背。他從1925年初就一直在製造麻煩，現在他又重新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國民黨覺得有必要一勞永逸地拔掉陳炯明這根刺。

　　在蔣介石的指揮下，國民革命軍的五個軍於1925年10月6日開始東征。一個月之後，蔣介石向廣州發去了報捷的電報：

　　「今天，我們長驅600裡已抵達惠州。普通老百姓從四面八方成群結隊的湧來爭睹我軍的風采，並給我軍送吃送喝。」惠州是陳炯明叛軍的總部，該城被攻下後，陳炯明逃到香港避難，從此以後，他過著默默無聞的生活。

　　在蔣介石寫給當時任第一軍第一師黨代表的周恩來的一封信中，蔣抱怨各師團中黨的工作沒有做到家；他還抱怨軍官們的粗野行為（最不象話的一個例子是一個班長將臭襪子塞入一個士兵的嘴裡）。他寫道：「我們正在進行一場革命，如果我們不開始改善士兵的生活，那麼，所有那些關於改革和社會進步的標語就只不過是一些空話，」遺憾的是，那位中國共產黨未來的總理的回信沒有保留下來。

　　在戰場上取勝的蔣介石現在又面對一場意想不到的政治挑戰。那些心懷不滿的國民黨右派，為了取得戲劇性的效果，在北京郊外的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的靈樞前開了個會議。他們一共只有十個人，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發表一個口氣很大的決議。這個決議要求將所有的共產黨員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驅逐鮑羅廷等俄國顧問，全面改組國民黨，將國民黨總部由廣州遷到上海等，當時正在惠州的蔣介石聽到西山會議召開的消息後，憤怒地譴責了西山會議的參加者，這使他仍然維持著一個國民黨左派領袖的形象。

　　這時，另一個叫「孫文學會」的右派組織也開始在廣州積極進行反共活動。

　　儘管有這些分裂活動存在，蔣介石此時仍覺得可以積極籌劃北伐，至少在軍事上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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