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 | 上頁 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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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孔令侃為首的這批人認為,要在當時艱困的國際局勢中求自保,只有配合美國在聯合國的運籌帷幄,爭取「一國兩席」,以靈活態度,將「一國兩席」作為臺灣的最低利益底限,而不應採取全然放棄,以親者痛、仇者快的方式完全退出聯合國的消極動作。這一主張得到了除親美派勢力支持外,還得到了包括外放的「大使」、「公使」,以至低級「外交」職員的一致擁護,因為對他們來說,這總比下旗歸台要強得多。但是,蔣介石和他的兒子蔣經國卻不這麼認為,他們覺得對聯合國問題,臺灣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否則就是縱容姑息主義,就是與虎謀皮。為此,孔家和蔣介石父子的意見有著天壤之別,兩邊談得很不投機,氣氛也搞僵了,把宋美齡夾在中間,左右為難,最後只有聽從丈夫的意見,夫妻一命,和中共「漢賦不兩立」,並且以宣佈「退出」聯合國了事。

  由於形勢已很明朗,宋美齡想起了在1949年離開大陸之前,蔣介石轉移政府財寶的預見能力,這時她又想起了轉移另一種財寶,即「中華民國」自動撤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股份,總價值達5990萬美元。在10月25日聯合國進行決定性辨論的前一周,蔣介石下令提取所有的存款,以免落入新中國手中。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128個成員國對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國提出的關於「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案並同時撤銷臺灣國民黨政府的席位」這一提案進行表決。76個聯大成員國投了贊成票,35個國家對此投了反對票,17個國家棄權。國民黨代表團不願等待痛苦的結局所帶來的污辱,根據宋美齡指示,他們在投票之前就提前離開了會場。

  國民黨代表團團長是蔣介石的「外交部長」周書楷,他在離開會場前說:「我願意借此機會代表我國政府向幾年來支持我們的友好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謝。我國政府將在今後幾年裡,進一步加強同這些國家的友好關係,我們將和那些與我們志同道合的政府一起,為實現聯合國基於成立的最終目標而繼續奮鬥。」在蔣介石和宋美齡看來,提前離會使國民黨當局保住了面子,並且能夠宣佈這是自己退出的,而非被聯合國驅逐的。

  10月27日,蔣介石發表了「為聯合國通過非法決議告全國同胞書」,稱「本屆聯合國大會,竟自毀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置公理、正義於不顧,可恥地向邪惡低頭,卑怯地向暴力屈膝,則當年我國所參與艱辛締造的聯合國,今天也已成為罪惡的淵藪」,「對於本屆大會所通過此次違反憲章規定的非法決議,決不承認其有任何效力」,同時又稱「我們國家的命運不操在聯合國,而操在我們自己手中」。「我們對於主權的行使,決不受任何外來的干擾。無論國際形勢發生任何變化,我們將不惜任何犧牲,從事不屈不撓的奮鬥,絕對不動搖,不妥協。」

  宋美齡更是為多年以來苦心經營的台美關係付出的努力一夜之間付之東流而憤懣不已。她緊隨其夫,發表了《不要說它,但是我們要說》的文章,宣稱:「聯合國一批會員國,乃可以聽任感情的驅使……採取集體行動,再度嘲弄聯合國,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們極為成功地敲響了這個國際和平組織的喪鐘」。聯合國驅逐臺灣之舉使蔣氏夫婦憤怒到了極點,傷心到了極點,因而對聯合國進行攻擊、指責,同時安撫因驅台造成的動盪的民心。

  然而事情並不僅僅如此,繼聯合國驅逐臺灣之後,不幸的事情接連發生,幾乎在一夜之間,有20多個國家與臺灣斷交,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任「外交部長」的周書楷深感已無「外交」可言,而「外交部」也被人譏諷為「斷交部」。1972年11月17日,倍受打擊的宋美齡在第22屆「國際青年世界大會」上,作了題為《反擊當前道德的卑怯和不健全的思想》的致詞,怨恨「過去的一年中,很多政府為自身短暫的便利,甘願屈服,背棄了他們日常一再炫耀的道德原則」,斷言「歷史將會裁決他們的行為是否奸詐。」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訪華,標誌中美關係正常化已邁出決定性的一步,隨之而來的是中日關係正常化,臺灣失去這兩個老朋友,「外交」上元氣大傷,日見孤立,已不是來美齡在口舌上可以判贏論輸的了。

  3.   面對「外交」形勢的嚴重逆轉,為了維持生存和發展,宋美齡和蔣介石被迫採取應變的「外交」政策,確定了三點原則:即一是盡最大努力,維持與「友邦國家」的雙邊關係。二是運用各種力量,向多方面發展,建立實質性關係。三是始終不和任何共產黨國家做任何接觸。

  在實質性關係方面,臺灣當局意圖通過與「邦交」國家的彈性經貿往來,保持與他國間的必要聯繫。在國際交往方面,欲維持在剩餘國際組織機構和民間國際組織中的位置,與大陸抗衡。此外,還採取提供技術合作與參與國際文化體育交流的方式,爭取建立「國際友誼」,並鼓動民間社團和個人從事「國民外交」,以求維持、爭取臺灣的「國際地位」。

  這一時期,宋美齡備受打擊的身心逐斷好轉過來。她對美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心懷怨恨,覺得在維護臺灣與美國的官方關係方面,她已無事可做,便開始把精力轉移到經營實業方面來,爭取以實業為手段,推動「民間外交」。她投資500萬美元開發新墨西哥州的天然氣,成為菲利浦石油公司的合夥人。1973年,投資創辦休斯敦的魏斯蘭石油公司及天然氣公司。1974年,她組織了夏延石油公司,並控制了大信託公司、西部石油公司和阿托卡鋁探公司。

  在經歷了對美外交,「聯合國代表權保衛戰」的風風雨雨之後,宋美齡又在新的戰場上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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