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東全傳(124)_冷夏

一二四

　　「我覺得你沒有完全放手給你的兒子去做，這是不是出於什麼考慮？」

　　「現在不是不接班，但要講一定階段。……做生意，沒有任何模式，但一定要穩紮穩打。香港的歷史，表面看來好似造就很多成功人士，但香港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社會，不容易對付。我只希望子女們慢慢趨於平淡，而不是接班問題。」

　　「但你家族生意這麼龐大，要有人繼承下來，要發揚光大。南沙雖然是以基金會的名義開發，但其實也是家族的生意。」

　　霍英東還是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只是說：「我始終只希望子女們讀書叻（好）些，受好的教育，做一個專業人士，做一個平凡的人。以我自己的經歷來講，做生意不容易的，要有很多方法才行，比如十幾年前搞信德中心時，李嘉誠他們……」

　　「這又關李嘉誠他們什麼事？」

　　霍英東吞吞吐吐地說：「信德中心的地皮是我們（信德集團）買的，後來找李嘉誠、郭得勝、鄭裕彤他們一起發展，大家合夥5億港元。但信德中心起好之後，正是地產低潮時期，市道不好……李嘉誠他們就建議把信德中心賣掉，之後大家計數……這件事，我很難解釋清楚。但我那時對他們講，我不反對他們賣信德中心，但我那部分一定要保留。結果，他們賣掉他們那部分，我那份就不賣……」

　　「這件事跟你的子女接班問題有什麼關係？」

　　「這件事，我很難講清楚，不好解釋，但有一點可以說的是，香港社會很複雜，做生意風險很大。歷史上，總是說『富不過三代』，『永安』正逐漸衰退。你的子女，他們怎樣接班是另一回事，但關鍵是要對國家、社會、香港問心無愧……」

　　對家族內部的事，霍英東向來總是不願多談，甚至是諱莫如深；所以一談到子女們的接班問題，霍英東含糊其辭、欲言又止，這已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事實上，自霍英東20世紀80年代初期發現自己身患癌症之後，他就已經有意識地培養震霆、震寰、震宇三兄弟執掌家族生意。這三兄弟的分工是，震霆主理對外公關事務，時常隨父親霍英東奔走於內地和世界各地；震寰負責公司的行政、財務管理，實際上是行使霍氏集團行政總裁、董事總經理這類角色和職權；而震宇則重點負責南沙開發區的事務。

　　另外，霍氏三兄弟還在社會事務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其中，震霆是香港多個體育團體的負責人，還是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震寰曾任香港培華基金會主席、香港中華總商會常務董事、中華全國青聯副主席、香港青聯主席等公職，現在還任廣東省政協常委、中華全國工商聯常委等職位。

　　很明顯，霍英東除了培養震字派的三兄弟逐漸掌管霍氏集團的生意外，還有意讓他們多一些參與社會事務。霍英東這樣的安排，不知道是否希望這三個兒子都像他一樣，不要讓世人認為他們只是一個純粹的商人？

　　〖結語〗

　　不需我再多講，讀者已經從以上幾十萬字的文字中，瞭解到霍英東是一個多麼不平凡的人。說他是香港20世紀罕有的商業奇才、一代超人，相信讀者也深有同感。

　　霍英東無疑是香港開埠以來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其成功過程，可能比任何一個商人的發跡經歷都要艱難，更富傳奇色彩，這當然是由於他低微的出身、淒慘的童年、艱辛的創業……但更主要的，是在他發跡之後，他所要面對的政治歧視，以及由此生髮的種種困擾……

　　而這種困擾竟如斯悠深和沉重，於是悲劇般成了霍英東一生揮之不去的陰影、掙脫不了的樊籠。

　　在香港，有哪一個超級富豪，當他發跡之後，會像霍英東那樣如履薄冰地生存？在商界，霍英東以穩健著稱，於是有霍英東做生意如「鋼索吊燈籠」的說法；而在人生道路上，在處理與港英當局的問題上，他的處境也仿如走在吊於半空的鋼絲上，險象環生。

　　霍英東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做人，戰戰兢兢地處世。在香港，他總是沉默寡言，與世無爭，與人無爭，寬容別人，有時別人有負於他，他也是默然處之。

　　但是，這種獨特的生存方式，也變成霍英東的優點：拿得起，放得下，輸得起，願吃虧；處事低調，不愛張揚，不愛抛頭露面，不愛自我宣傳，絕沒有那種自高自大的陋習和自我表演的「騷味」（表演味）。

　　其結果是，這麼多年在商界、體壇和政治事務方面，他的地位都很超然，既超脫圈內的各種紛爭，也廣為各派勢力所接受和尊重；有不少像何賢、利銘澤、胡漢輝、李嘉誠這樣的好朋友；幾乎沒有樹敵——而且，最主要的是緩和了與港英當局的關係，保護了自己，保存了實力。

　　「能伸能屈」其實就是貫穿霍英東一生的主要特點，也是他最成功、最為人津津樂道之處。廣東方言稱：「能伸不能屈是一塊木，能屈不能伸是一隻蟲，而能伸能屈者則是一條龍。」

　　可以說，霍英東就是這樣的一條龍。

　　因為港英當局的歧視，霍英東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不得不逐漸淡出香港地產行業，但之後他在香港體壇和國際體壇的出色表現，卻又使得他比同輩的大商家們多了一份成就和榮譽，也比他們更有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無可置疑，霍英東肯定是20世紀最出色的華人體育社會活動家。1992年，世界最著名的體育學府——美國春田大學授予霍英東人文學博士學位；1995年，國際奧委會授予霍英東榮譽獎章，也可視為霍英東在體育活動方面成就卓越的佐證。

　　霍英東從來沒有蹉跎歲月，但港府的歧視，卻使他眼巴巴地望著香港經濟飛速發展的黃金機會擦肩而過，而他本人，也不能繼續與別人分享香港經濟繁榮的碩果。雖然霍英東從來沒有對此流露過半句怨言，但不少人還是為此深感遺憾，因為若有霍英東的參與，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工商界（尤其是地產界）可能會更加異彩紛呈，更加活躍繁榮。

　　但是，正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國的改革開放和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這兩件世紀大事，卻又不期然地給霍英東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機會。

　　霍英東是最早一批進入中國內地投資的香港商人，他也可能是改革開放後10多年間，在內地投資最成功的香港資本家。

　　1995年1月，港府轄下的香港大學，把社會科學博士學位授予霍英東，應該不是偶然的。港大把博士頭銜授給一個人，本是一件平常小事，而霍英東也未必在乎這個頭銜，但對於長期以來從未得到任何與港英政府有關之名譽的霍英東，此事卻有另外一層象徵意義，那就是：香港社會已經調整對霍英東的態度，霍英東將更為香港社會所廣泛接受。

　　霍英東自己在兩次歐華學會研究會上演講時，也在言辭之間，表露了這種心境和意識。第一次，他講：「中國已不是150年前的大清帝國的時代了，英國也不是維多利亞盛世皇朝。」第二次，他說：「相信大家都會明白，今天的中國確實不再是第一位港督缽甸乍時代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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