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東全傳(104)_冷夏

一〇四

　　到此，霍英東又為中國政府辯護，說：「未來香港特區政府是中國的一個部分，中央政府是北京，這是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跨越『九七』的大事，無論好好壞壞，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是有責任的，我們應該使他們瞭解，要他們支持，北京過問是公道的。」

　　這些在歐華學會上的講話，可能是霍英東第一次公開批評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所以，當這些講話內容傳回香港，曾一度引起人們的關注。

　　4年之後，霍英東再次赴歐洲，出席歐華學會舉行的研究會，並發表演講。這次，他又提到香港問題，並大力抨擊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措辭和語氣比上次更為嚴厲。霍英東指出，香港回歸祖國的過渡期間，港英政府「好像是在努力製造大變亂的局面」。對於彭定康在香港加速推行「民主的政策」，霍英東批評說：「香港什麼時候有過民主？近年忽然借民主的口號，生出種種奇怪的事端：政制大變，立法局要攬權，新界傳統的村莊又忽然發起女權運動。」

　　對於港府近年推行的高地價政策，他也不以為然：「政府的高地價政策，使房地產10年間升值10倍最成大害。現在，較好的商業鋪每英尺上百元的租金，即使普通的商鋪，1英尺也要幾十元的租金，所得的利潤幾乎盡付于租項，生意還如何做？結果是通脹高企，成本飆升，失業猛增，7家酒店改營別業，幾家大百貨公司關閉，永安、瑞興要虧本，南聯搬入鶴山，不少大集團在遷冊或變相遷冊。香港的競爭力迅速減弱，香港市民的信心大受打擊，百業呆滯，購物天堂漸失去其優異地位。借款供樓的小業主，更是苦不堪言。」

　　對港府的政治、經濟政策抨擊一番後，霍英東轉而批評港府破壞香港的環境：「環境問題亦如此。機場問題、公路問題、碼頭問題、港口問題，維多利亞港已經變成維多利亞渠，非理性的，甚至是非道德的污水排放計劃。總之，破壞性的『發展』到處可見。而這一切，觀察家說，還不過是冰山的一角。處於這種情景下，我真不明白港英政府在此管治最後的日子裡究竟想做什麼？」

　　但是，霍英東並不是「一邊倒」，把港英政府和英國政府說得一無是處，他在演講中也稱讚港英在實施市場經濟政策方面，對工商業、貿易等「無為而治」、「積極不干預」，因而造就了香港今日的繁榮。他說：「港府只管法律、稅收和公共事務，放手私人經濟，保護私有財產，嚴禁官員介入經濟事務，推行經濟自由主義。其中最大的本事是放手鼓勵大家去發財，政府掌握好稅收的關口。」

　　這篇題為《中國的現代化與香港「九七」》的演講稿，後來被內地《參考消息》報、香港《大公報》、香港《信報》節錄刊載，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在社會上造成很大影響，人們爭相傳閱，連一些港府高官也去函向霍英東索取原稿全文。

　　霍英東的直言，贏得了不少人的贊許。

　　〖第四十六章注入鉅資重組東方航運〗

　　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世界航運業大蕭條時，霍英東竟然逆流而上，注入鉅資於瀕臨清盤的「香港船王」董浩雲創建的「東方海外」。此舉引致眾多猜測，有人認為具有政治背景。

　　而霍英東後來也承認他只是代理人而已。

　　【董氏航運王國瀕臨清盤】

　　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的最初幾年，霍英東可以算是投資內地戰意最勇的香港商人；至於在香港的生意，他基本上是只守不攻，業績乏陳，與在內地的進取表現形成強烈對比。

　　客觀而言，20世紀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中期，霍英東雖然在內地大舉投資，且利潤率很高，但實際上所賺到的錢極之有限；反觀香港，這段期間地產和股市曾幾度大起大落，不少人抓住機會，錢財一動，就賺得缽滿盤滿。

　　對於霍英東錯失了多次香港地產和股市大升浪的機會，霍震霆曾為父親辯護說：「做生意不要企望太多，可能好多人在升市時賺的多，一個波浪又沒有了。這些年我們只守不攻，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不是上市公司，沒有太大壓力，另外我爸爸早年開始做生意，當時風潮上落好大，形成他做生意作風穩健，所以在多個風潮中都能保持下去。」

　　但是，素以作風穩健而著稱於港澳工商界的霍英東，卻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世界航運業走向蕭條之時，竟然逆流而上，斥鉅資注入一間瀕臨清盤的航運公司，其一反常規和出人意表的行為，一時間引起人們的種種猜疑。

　　這家瀕臨清盤的航運公司，就是「香港船王」董浩雲創辦的東方海外實業有限公司。

　　董浩雲是浙江寧波人，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從事海運業。30年代中期，他力主創辦中國航運信託公司，將當時全國各大小民營輪船公司合併，以期與外資航運公司和專營海運業的公營招商局抗衡。幾經籌辦，中國航運信託公司在1941年3月于香港註冊成立。此後，該公司將全國各大大小小的民營航船統一調配，加強經營定期航線。而董浩雲在中國民營航運業的領袖地位也由此確立。

　　1946年8月，董浩雲又在中國內地成立中國航運公司，開始歐洲遠洋貨運業務。1947年8月，他又創辦復興航業公司。1949年底，董浩雲把中國航運公司和復興航業公司遷往臺北。60年代，世界航運業出現空前繁榮，董浩雲的船隊迅速擴充，形成一個龐大的航業王國，而董浩雲也因此名揚四海，被譽為「香港船王」，與他的浙江老鄉包玉剛，同時稱雄於世界海運業。1973年，董浩雲創辦的另一間公司東方海外實業有限公司趁勢在香港掛牌上市。

　　但是，好景不長。1979年，董浩雲退休，其子董建華出任「東方海外」主席；1981年，董浩雲病逝，「東方海外」的營業溢利也大幅度下挫。此時正值世界航運業大衰退，除了包玉剛非常成功地「登陸」之外，世界絕大多數的航運公司都逃避不了世界航運業大衰退、大蕭條的衝擊。

　　「東方海外」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兩項錯誤決策，也加速了它的困境來臨。1980年4月，「東方海外」動用26億港元，收購英國一家大型的輪船公司，以致日後形勢轉壞時，本身的負擔和責任加重；1982年，「東方海外」增資，用以收購董氏私人機構的公司，並且發行大量累積優先股，該行動估計給「東方海外」帶來約16億港元以上的債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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