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東全傳(82)_冷夏

八二

　　霍英東的想法，首先得到新華社香港分社的支持，他們把情況向廣東省彙報。當時廣東主管體育的副省長是楊康華，他還兼任省體委主任。楊康華認為舉辦「省港杯」是省港體育交往的創舉，對今後進一步推動體育運動的內外交往有重要意義，所以也極力支持。

　　1978年12月6日，霍英東以香港足球總會會長的身份，率香港足球總隊代表團到廣州，同楊康華和省體委副主任陳遠高等人進一步磋商「省港杯」事宜，並達成了一致意見。第二天，雙方在廣州東方賓館正式簽訂了關於省港杯足球比賽的協議書，決定每年元旦至春節期間，分別在香港、廣州各舉行一場比賽。

　　1979年1月21日，首屆「省港杯」在廣州越秀山體育場舉行第一場比賽。霍英東親自擔任香港代表團團長，率香港足球隊和足壇知名人士赴穗參加、觀摩比賽；同月28日，首屆「省港杯」的第二場比賽在香港舉行，當時的港督麥理浩和港督助理鐘逸傑等港府高官都到場觀看。比賽結果，廣東隊獲冠軍，麥理浩親自把獎盃頒發給廣東隊。

　　「省港杯」比賽，成為省港兩地的盛事。

　　「省港杯」賽後，剛好碰上瑞典足球勁旅——柯士達隊抵港進行球賽，霍英東穿針引線，力促廣東隊和柯士達隊打一場友誼賽。結果以零比零打平。隨後，霍英東又聯同澳門知名人

　　士何賢、何鴻燊、馬萬祺、崔德祺等人，邀請廣東隊順訪澳門，於2月1日，同澳門足球隊打了一場友誼賽。

　　「省港杯」的舉辦，既提高了雙方的足球水平，加強了相互間的友誼，也為此後省港澳之間的體育交流、合作，開創了良好的先例。

　　霍英東最喜愛的事情就是體育。有意思的是，他一生的事業也往往與體育有關。一次，霍英東對我感慨地說：「好奇怪，我這一世人，做什麼事，總是體育先行。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我迷上鍛煉，練舉重、練打足球，之後就是做地產，賣樓花，轟轟烈烈；1961年，突然間澳門有一個警察廳籌款的足球比賽，叫我參加，把何賢、何鴻燊、傅蔭釗、梁昌、葉漢等人也叫來打球，結果神差鬼使，搞到自己要介入澳門賭場；1977年，帶隊到北京參加國際足球友好邀請賽，之後又回到內地捐資；1979年初，省港杯足球比賽舉行，從此就在內地大搞投資，搞中山溫泉賓館、高爾夫球場、白天鵝……這一切都是體育在前。我真不明白，為什麼那麼巧合？是有人刻意安排呢？還是冥冥之中的事情？有時，我也覺得一個人其實就是一個棋子，下一步怎樣走未必知道的。所以，上次問你，我在國內是否有檔案，因為我一生經歷那麼多事，是否內地有什麼機構有記載，我覺得應該有一個人更清楚我、瞭解我……」

　　事實上，正是1977年的北京國際友好足球邀請賽和1979年的「省港杯」之後，霍英東的人生旅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就是全力以赴參與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而在內地的投資及社會活動，也成為他這一生中除了經營地產、參與賭業以外的另一個重要的事業和經歷。

　　【一年建成一家酒店】

　　言歸正傳，霍英東與中山縣官員談到合作的事宜後，就聯合何賢、何鴻燊、馬萬祺、陶開裕等港澳富商，合組中澳投資建設有限公司，與中山縣簽約合作。

　　霍英東的創舉，得到中央、廣東省不少領導的支持，當時主管港澳臺和僑務工作的廖承志以及在廣東任職的楊尚昆、習仲勳、劉田夫、梁威林等人，就曾對此事做出批示，要求各方面積極配合。

　　1979年11月，中山溫泉賓館正式破土動工。

　　霍英東是中澳投資建設公司最主要的股東。中山溫泉賓館項目，從商談合作方式到選址、簽約、圖紙設計等等，他都親力親為。

　　「動工前，我見過廖承志，廖承志對我說：『霍先生，內地人力、磚頭沙石都夠你用，其它的我幫不上忙，得靠你自己進口了！』」霍英東回憶道。

　　果然，一動工，各種建材和酒店設備、用品，幾乎樣樣告缺。霍英東惟有向海外落單訂購。

　　由於中山縣委書記對該項目鼎力支持，處處「開綠燈」，故扯皮的事較少。但在工地上，卻完全是另外一種現象：不少工人在工地上閒聊，出工不出力，影響工程進度。這是內地吃「大鍋飯」的體制——即幹多幹少、幹好幹壞都一樣的結果。

　　霍英東雖是香港商人，但對這種消極怠工的現象，卻不以為怪，因為在這之前，他對此已司空見慣。他曾對我回憶說：「那幾年，我們每年都應邀到內地參觀一些公社、工廠，一些工人並不怎樣幹活，但見到我們來參觀，就假裝做一下，但後期，工人什麼也不理了，我們參觀，他們照樣坐在工廠裡不開工。工廠關起門來，外人看不到他們。但有一年，好像是1977年，國家体委一名副主任，陪我和幾個國際體育名人到廣東省從化溫泉參觀，早上9點鐘，我們在廣州到從化的路上，看到所有修路的工人都坐在公路上，工具放在一旁。剛剛上班開工，全部人都坐在那裡不幹活；更離譜的是，在內地一個火車站有一個大鐘，已經壞了很久，上面寫著『待修理』的字樣。但過了一段時間，仍然看到這個大鐘沒有動，上面仍然寫著『待修理』幾個字。我們覺得很奇怪，也很不理解，壞了就修理嘛，或者換一個鐘不就得了，為什麼總是在『待修理』中。這雖然只是一件小事，但我當時有很大的感觸……」

　　按照霍英東的計劃，賓館自動工之日起，一年之內就落成開業。但若不改變工人施工時偷閒、懶散的習慣，就不可能按期完成工程。於是，一方面，他不得不把香港的那一套管理方法搬過來，在部分工人中試行合同制，改革工資制度，多勞多得，表現好的還能額外拿到獎金；並且還把賓館的工程以承包方式，包給建築工程隊。而另一方面，霍英東則經常親臨工地，查質量、抓速度。即使回到香港，他也每隔兩三天就電話詢問工程進度和施工情況，

　　並且親自審看工程日報，實行「遙控」。

　　1980年11月初，霍英東再次到中山溫泉賓館工地來。那時賓館的土建工程已經完成，正在進行內部裝修。工程負責人告訴霍英東：還有幾萬種設備沒有運到，有些還遠在國外，影響內裝的進度。

　　按照原訂計劃，12月28日是開張大喜日子，也即此時離原定開張之日不到6個星期。有人因此向霍英東建議：是否把開張日子延期。但霍英東卻決定：開業宴會的請柬照印、照發，開業日期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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