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東全傳(80)_冷夏

八〇

　　在北京期間，國家体委的負責人王猛、徐寅生等人，都曾和霍英東會面，暢談甚歡。當霍英東率隊回港途經廣州時，廣東省體委的負責人也在廣州泮溪酒樓設宴招待霍英東一行。

　　8月2日，霍英東率隊回港。一下火車，隊伍就受到市民的熱烈歡迎，火車站一片歡呼聲，場面甚為熱鬧。霍英東雙手高擎起兩個獎盃，一個是友誼杯，一個是亞軍獎盃，頻頻向前來迎接的市民致意。

　　霍英東曾多次率香港足球隊到外地參賽，也曾多次到外地參加有關的體育活動，但這次北上之行，卻是霍英東最為愉快、最為難忘的一次。

　　【相邀何賢回鄉尋根問祖】

　　霍英東密切留意內地政策的變化。

　　1977年8月，中共召開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重申周恩來總理在1975年初提出的在本世紀把中國建成現代化強國的口號；1978年2月，中國五屆人大一次會議，再次提出了建設「四化」（農業、工業、國防、科技的現代化）是中國的根本任務。

　　眼見內地形勢好轉，歷經磨難的內地同胞可以休養生息，霍英東甚為欣慰。他知道到內地投資辦企業、效力祖國建設的日子，已為期不遠。

　　一天，霍英東與澳門華人代表何賢在一起，談到內地的新形勢，談起家鄉的建設。言談間，霍英東說起自己很想尋根問祖。

　　何賢一聽，說：「霍生，你已經是幾十歲的人啦，但連自己的鄉下都沒回過，是該回去看看了！」

　　雖然何賢早年已經到港澳謀生，並在港澳開枝散葉，但他生於番禺，青少年時期在番禺生活過，故對番禺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在20世紀40年代末期，就與中共建立良好的關係，所以自那時起，何賢就時常慷慨捐贈錢物給番禺，長期支持家鄉的建設，並不時回鄉尋親訪友。

　　可霍英東的情況有些不同，他祖父輩已到香港謀生，並在香港生根。直到他向何賢提出想尋根問祖時，他尚不確定自己祖籍何方。可是，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有戀鄉、思歸的情結——即使他不曾在那裡出生和生活；尤其是上了年紀之後，戀鄉、思歸的情愫會變得強烈起來。

　　霍英東就是這樣。那時，「回鄉」走走、看看的念頭，已十分迫切。

　　「我可以先和內地有關部門打個招呼……」何賢說。

　　「那就多謝賢哥費心勞神了！」

　　當即，兩個好朋友約定時間，一起回廣東。在廣東省、廣州市有關部門的通力協助下，經過一番考證，最後確定霍英東祖籍是廣州市番禺縣。

　　【第一次踏上故土】

　　1978年夏秋之交的一天，霍英東帶領全家大小，由何賢當嚮導，第一次回去故鄉——番禺縣。

　　內地有關部門很重視霍英東這次回鄉觀光，出動了代表中國最高禮遇的紅旗牌轎車迎送他。回到番禺，有不少人夾道歡迎，令霍英東心裡不由得一陣陣發熱。

　　有關人士向霍英東講解番禺縣顯赫的歷史：幾千年來，番禺一直是嶺南首邑；民族英雄鄧世昌，愛國詩人屈大鈞，民主革命家史堅如、朱執信，著名音樂家冼星海，嶺南畫派奠基人居巢、居廉、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都為番禺人。以往，霍英東對番禺的情況瞭解不多，如今聽到這麼多關於番禺的歷史，霍英東第一次以自己也是番禺人感到自豪。

　　家鄉的歷史無疑是值得驕傲的，家鄉的風光也無疑是迷人的：一望無涯的稻海蔗林，星羅棋佈的桑基魚塘，明麗清亮的珠江水……但是，霍英東在稱讚家鄉美麗景致之餘，心裡也掠過一絲絲惆悵和傷感——因為，當他極目望去的時候，幾乎望不到一幢像樣的樓房，映入他眼中的全是那破舊的茅屋和低矮的平房……

　　「家鄉還很落後！」霍英東對自己說。

　　在番禺縣城市橋鎮，霍英東一家人還碰上一件這樣的事：兒媳朱玲玲問負責接待他們的一位番禺姑娘：「哪裡有洗手間？」這位姑娘二話不說，旋即端來一盆熱水，熱情地說：「喏，你可以洗手啦！」

　　此事惹得霍家大小笑了老半天。但霍英東並沒有笑，他心裡很辛酸，很難受。

　　霍英東原想在番禺住上一晚，但那裡連個像樣的住宿地方都沒有。番禺縣委請他們在當地最好的招待所歇憩，他們一推開洗手間，一股尿臊味撲鼻而來；抽水瓷缸積了一層厚厚的黃色污垢，浴缸沒有活塞，只用一個木質的熱水瓶塞代替。

　　吃了頓飯，一家人就去廣州，從市橋至廣州，路程不到20公里，但車過大石和洛溪渡口時，遇上車輛排隊等候過渡，結果用了4個多小時才到廣州。

　　從番禺返港後，霍英東的心情很沉重。他心裡湧起了一股強烈的責任感：一定要為故鄉做點事！

　　不久，港商張耀宗提議在番禺縣建一家具有一定規模的高級賓館。張耀宗祖籍也是番禺，他的提議隨即得到何賢、何添兄弟的支持。霍英東聽到此事，非常贊成，主動要求出資參與興建。

　　霍英東不但捐了錢，還親自審看規劃圖紙，並且深入工棚，現場參與工程建設，瞭解賓館建設進度……不到一年時間，一座園林式的豪華賓館——番禺賓館便落成開業。該賓館占地6萬平方米，環境清幽，富有江南園林特色。

　　捐款，固然是為了振興家鄉經濟，是支持家鄉建設的一種善舉。但霍英東是一個實業家，不是慈善家；慈善家惟施為樂，而實業家最大的樂趣，不在於做沒完沒了的捐贈，而是通過興辦實業，既能賺到錢，又能造福於社會，以此體現出自身的價值。在霍英東看來，光靠捐資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一個地方的落後面貌。他始終認為：「送一條肥魚，不如送一張網。」他只想堂堂正正地回家鄉、回內地投資，興辦實業，以帶動當地經濟的勃興。

　　「華僑和海外資本家回內地投資，向來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一天，霍英東突然間對我談起一段往事，「以前，港澳同胞和華僑在廣東華僑投資公司入股投資，把錢放在那裡，可領取定息，這本來是支持祖國建設的義舉；其實我們把錢存進去，從來沒想過要領回來。我在內地沒有任何親戚朋友，於是經何賢介紹，我把這些入股證交由何賢在番禺的一位親戚保管。但『文革』期間，股證放在這個人家裡，反而使他擔驚受怕，他打電話給我，說他不敢保管這些股證了，問我怎樣處理。他說退回給我，但他又來不了香港，而我拿這些股票又有何用呢？於是叫他乾脆把股證用火燒掉算了。有些人認為海外資本家到內地投資，純粹是一種『剝削行為』。對此，我不能不慎重考慮。」

　　霍英東捐資興建番禺賓館之時，已是1979年底。當時，內地雖然正在大張旗鼓地宣傳「四化」建設，但尚未提出改革開放的政策，也沒有外商進入內地投資的先例。所以，對進入番禺、進入內地辦實業，霍英東仍然有所顧忌。

　　他惟有等候機會。

　　但他怎樣也沒想到，機會，竟然這麼快就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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