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東全傳(73)_冷夏

七三

　　當時，幾乎所有的國際體育組織都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席位，而只有臺灣的席位，這就使得中國的體育健兒不能參加一些國際性的體育賽事，不能在國際場合揚威顯名。為此，霍英東時常到一些國家去展開斡旋工作，為恢復中國在國際體育組織中應有的地位，為中國健兒得以參加各項國際賽事而奔走呼號，不遺餘力。

　　雖然那時有周恩來總理借助「乒乓外交」，從而打開中美邦交大門的實例，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於1971年底重返聯合國，但國際上反華勢力仍然很強大，國際奧委會及許多國際體育組織仍然排斥中國。所以，霍英東在這種背景下，致力「體育外交」可說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

　　「第一戰就是從德國的法蘭克福開始。」一日，在中華遊樂會，霍英東開始向我細述他

　　協助中國展開「體育外交」的始末。「那是1974年，國際足協在那裡開年會，會上要討論中國重返國際足協的問題。自1949年中共執政後，一些國際體育組織就邀中國加入，但臺灣的會籍仍然存在，內地方面就表示抗議；到了1954年，再次抗議，並於1958年乾脆全部退出所有組織。按照各體育協會的章程，一個國家只有一個合法席位。所以，中國要入會，就必須先『驅蔣』，不然就是承認兩個中國。那時，我們就把臺灣稱為『蔣匪』要『驅蔣』出會。」

　　霍英東轉而說：「但驅除一個會員出會，是一個很重要、很複雜的問題，因為涉及到非洲、南非、阿拉伯國家、東西德、南北朝鮮等國家的問題。那時國際足聯的會長STANLEYROVS（羅斯）是英國人，巴西的阿維蘭熱正準備與他競選下任會長職務。我是亞洲的代表，到底支持誰當會長，之前，我已經透過香港的鐘逸傑，與羅斯達成默契，以簡單多數表決，作為羅斯繼任會長的條件。我們怎麼也估計不到，用簡單多數舉手方式，也不夠人數支持我們。因為國際足協的會員以歐洲會員居多，他們擔心內地吃掉臺灣後，東德也會吃掉西德、北朝鮮吃掉南朝鮮，所以反對開除臺灣的會籍。第一次，我們失敗了！」

　　那次在法蘭克福舉行的國際足聯年會，內地由於不是會員因而沒有代表參加，而代表香港和臺灣赴會的分別是霍震霆和李惠堂。

　　一次，我和霍震霆坐在車上，問起這段往事，他一邊笑，一邊回憶說：「講起來，真是好笑到極。臺灣方面那次有5個年青人參加大會。吃午飯時，國際足聯秘書長突然大聲說：『各位，支持中國內地的，這邊請，由霍震霆請客；支持臺灣的，那邊請，李惠堂請客……』我感到很荒唐，李惠堂也是香港人，我們幾乎天天都在中華遊樂會打球。當時，體育就是政治。結果，人人都可以吃兩餐，吃完我請的，再吃李惠堂請的。在香港，我們踢足球，東升對東方，東方是親臺灣的，於是有報紙稱這是『國共大戰』。」

　　李惠堂是中國乃至亞洲地區早期最出名的足球健將。他1905年出生於香港，是霍英東在皇仁書院的前輩校友。李惠堂從少習足球，不足20歲時就加入南華體育會足球隊，由乙級升上甲級；1923年，他參加中國代表隊出席第六屆遠東運動會（亞運會前身），奪得冠軍；第七屆中國隊蟬聯冠軍，李惠堂也因此聲名遠播。他是唯一四度代表中國參加遠東運動會及作為奧運國腳（1923年至1936年）的足球員。他踢了20年足球，大約射入了2000多個球。抗戰期間，李惠堂曾返內地從軍，官至少將。1954年，他發起組織亞洲足球協會，曾任會長12年，又曾出任國際足球總會副會長等職。他和霍英東父子都較相熟，常在中華遊樂會見面，但由於他長期代表臺灣方面，故而在一些國際體育協會，尤其是在討論內地與臺灣的國際體育會籍問題時，他們是亦友亦敵。李惠堂已於1979年逝世。

　　其實，在法蘭克福之前，霍英東已經在羽毛球方面嘗試幫助中國重返世界體壇。

　　1973年，中國羽毛球應邀到泰國曼參賽，霍英東也率香港隊參加，當時的國際羽聯秘書長謝勤也應邀前去觀賽。那時，泰國羽毛球協會秘書長邊賽在家裡設宴款待謝勤夫婦、霍英東和中國體委官員。席間，霍英東向謝勤提出「驅蔣」的要求，但謝勤態度很強硬，堅持「兩個中國」的主張，商談毫無結果。

　　【拜訪馬來西亞總理東姑拉曼】

　　「在法蘭克福失敗後，我就決定轉從亞洲足協入手，解決中國的體育會籍問題。」霍英東興致勃勃，侃侃而談。

　　「那時，臺灣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東南亞到處參加比賽，還兩度贏得亞洲足球冠軍，影響很大。當地華僑不理政治問題，見到中國人贏球就高興得不得了。但臺灣的足球隊，幾乎都是香港球員。我們當時還採取一些措施，比如限制職業球員不能參加所謂『中華民國』的臺灣隊。

　　「1974年秋季，亞洲運動會在伊朗德黑蘭舉行，中國雖然還沒有加入亞洲的任何體育組織，但也派代表團參加亞運會。亞洲足協也選擇在亞運會舉行期間，在德黑蘭開會。當時的亞洲足協主席是馬來西亞總理東姑拉曼，他基本是反共親台的。我以香港足協會長的身份代表香港參加足協會議，震霆也參加。我事先已經聯合一些代表，籌劃驅逐臺灣出會。按照章程，一般申請要提前兩個月遞交，才能列入會議的議程，但我們只是提前兩個禮拜遞交給亞洲足協，但那時大會的議程已經安排好，並且已經印了出來。

　　「大會前一天，我和震霆已提前到達德黑蘭，在那裡等候東姑拉曼。東姑拉曼到了深夜才飛抵德黑蘭，接著又連夜和各個執委開籌備會。我老是想向東姑拉曼打聽是否將我們的申請列入大會議程，但執委開會開到很晚，會後東姑拉曼因疲勞過度急需休息，我和他會不上面，我整晚都很擔心。」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拜訪東姑拉曼，向他提出討論中國入會的問題。但東姑拉曼說，北京以驅逐臺灣出會為前提，實現難度很大；加上提交的申請報告太遲，不符合大會所有議程必須提前兩個月提交的規定。東姑拉曼以此為由，表示免談，並對我說，執委會已決定，不能討論這個問題，等下次再說。」

　　「若錯過這次機會，就得再等兩年才能重提這個問題，我很失望，但並沒有放棄，連忙想辦法尋找其它途徑。上午開會，國際足聯會長作報告，我坐在那裡沒心聽，只是埋頭翻查亞洲足協章程，發現有這樣一條條款：若有3/4以上的與會者提出議程之外的問題，則可以把這個問題視為緊急事項，作為臨時動議，列入大會議程。我如獲至寶，即刻找對中國友好的伊朗、科威特代表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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