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東全傳(22)_冷夏

二二

　　【「絕對沒有」做軍火生意】

　　霍英東談朝鮮戰爭經歷欲言又止，是我意料中的事。那天的採訪結尾時，我提議他就這個問題專門、詳盡地和我談及。

　　第二天，不知是否有所準備，當我再次提起朝鮮戰爭問題時，霍英東雖然表示1997香港回歸前不想多講，但是最終還是談了不少。那天，採訪的地點也是在霍氏集團的寫字樓裡。

　　「外面有傳你在朝鮮戰爭時『走私軍火』，真實情況是怎樣的？」我直截了當地發問。

　　「朝鮮戰爭的事，在1997年7月1日前，我都不是很想講。當時，禁運後，內地缺乏物資，很困難，而香港是惟一可以支援內地的地區。裡面牽涉到一些人……但有一點可以明確地說，我真的不是發了很多『國難財』。」

　　「您是直接與內地做生意，還是透過在港的中資機構？」

　　「當時，我與內地沒有任何關係，自己親力親為，做了一年，才賺1萬多元。」

　　「你們走哪一條水道？」

　　「最初是由香港運到澳門，後來直接運去深圳蛇口。」

　　「是不是很危險？」

　　「不是很危險。有些事，我至今仍然不是很明白，因為若港府要徹底禁絕運貨到內地，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後來，港府採取一個方法，就是外來物資一入倉，工商署就派人封住。」

　　「主要運一些什麼物資？」

　　「都是一些粗重的東西，比如鐵板、膠管、五金用品、車胎、汽油……」

　　「有無軍火？」

　　「絕對沒有。」

　　「有無通過香港的代理商？」

　　「沒有。可能後來有些中資機構介入。內地需要什麼物資，貿易公司運來，我們就用船運到澳門、蛇口。」

　　「直接交貨還是間接交貨？」

　　「大多時候都是運到澳門，交給南光公司。那時，我和內地沒有任何關係。」

　　「用什麼船運貨？」

　　「都是用漁船。起初是晚上去，後來白天去也行。其實，所謂『走私』是很微妙的，在港口裝載些物資，沒人說你的，而一出到公海，他就抓你不到。到處都是海，貨在港口是合法的。」

　　【貨船曾遭追捕和械劫】

　　「有無疏通海關、水警？」

　　「有的，主要靠一些海關、水警人員協助。」

　　「有無經歷過一些危險的事，比如被追過或抓過？」

　　「有的。我們的船一般是在早晨到澳門起貨，天天早晨都到澳門，幾乎是定期的。有一隻貨船，港府已經盯了很久了，我們一開船，他們就追趕，並用機關槍掃射……」

　　「當時，你是否在船上呢？」

　　「我不在，但我看到他們截住這條船。船上載的是一些膠管。」

　　「在香港，你有無合夥人？」

　　「沒有，因為沒有多少人夠膽做。從頭到尾，都是自己親力親為。」

　　「是用自己的船，還是租船？」

　　「最初是用漁船，什麼古靈精怪的船都用過。」

　　「船速快不快？」

　　「很慢的，比如那些風帆船，走一天才到澳門，載幾噸柴油，才賺幾百元。」

　　「交貨之後，對方就交錢給你們？」

　　「是的。」

　　「從澳門返香港途中，還有沒有危險？」

　　「本來沒有危險的，政府方面沒危險。後來澳門那些『大天二』來了就危險了。他們拿著軍械，最厲害的是那些13米的機關炮。那時，我們的貨船是沒武器的，所以他們一截住我們的船，就乖乖給他們貨和錢。」霍英東說的「大天二」，是20世紀40年代後期起開始活躍於澳門的那些江湖人物。

　　「你們出發時，有無固定的碼頭？」

　　「沒有，到處都是。有時夜晚睡在大船上，等天黑就出發。後來不再是這樣，乾脆用船拖去，白天都去的，沒所謂了。」

　　「是不是最初時封鎖緊一些，後來松了些？」

　　「不是的，怎樣封鎖我們都不怕，內地需要多少物資，我們能運得到。」

　　「貨源有無問題？」

　　「沒問題的，因為香港這邊有人與內地代表談判，洽談貨源。一般來說，100萬港元的貨，去到內地，可以賺到20萬，其中10萬元分給各方面，包括船租、夥計、海關、水警之類。其實，不是賺好多錢，不是像現在這樣用『大飛』走私汽車那樣發達。講來講去，都是後來靠地產發達。這種生意怎能發達呢？」

　　「關於這段歷史，羅亞所著的《政治部回憶錄》有過概述：『由於港英警政紊亂，貪污盛行，地下活動人物只要持有足夠資本，任何關卡皆可打通。當時的軍警巡匯範圍，僅及內港及碼頭，牽涉走私行內商人，大多為國民黨時期的『大天二』黑社會中人，只要有利可圖，便可不理死活，進行走私勾當；當遇警截查時，先出示金銀財帛，如要吃硬時，便須進行大火拼。』」

　　【自問合理、公道】

　　「對於這段歷史，外界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但你自己怎樣看待、評價？」

　　「我自己覺得，看待這件事不能離開當時的環境。不管用什麼名稱評價這件事，你說『走私』都好，或者說是運送物資都好，我都是身先士卒，幾年間，每天只睡三四個鐘頭。那時，有不少人做這種生意，有些可能賣假藥、賣過期藥而受到一定的懲罰。」

　　「據說，那時何賢、何添、何鴻燊等人那時也和內地做生意？至於包玉剛，他自己也承認

　　那時與內地有生意往來……」我說。

　　「是的，那時，在香港沒有什麼生意可做，不少商人都趁那時與內地做生意。認為自己賺的錢很少、很公道、很合理，所以我並不認為自己發『國難財』。當然，沒有這筆錢，就很難有下一步的發展。當時，我是在商言商，除了賺錢外，談不上什麼愛國意識。我一向喜歡接受挑戰，最艱苦的事情，我一定要做好。我覺得做人要本著良知，當時賺錢真是好公道，每一個人都有好處。有一個夥計，他好幫得我手，將各方面關係理順。但這件事結束後，大家各走各路。他賺到錢後花光了；他向我借，我借10萬元給他，他拿去開麻將館又虧蝕了；後來他又跟朋友借了700萬去投資一間娛樂城，我贊助200萬，結果又虧掉了。200萬在當時是一大筆數，我買畢打行才700萬元。我當時對夥計是沒得說的，最重要是講本心。」

　　「像你這樣說，你認為這段經歷沒有什麼不正當？你問心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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