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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廣泛的國務活動(4)


  為經濟建設嘔心瀝血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經濟建設,發展生產,增強經濟實力,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賀龍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對經濟建設甚為關心,多次參與黨中央、國務院關於經濟建設的重大決策,經常到全國各地工礦企業和農村進行調查研究,向黨中央、國務院報告情況,提出建議。

  賀龍認為,四川、貴州和雲南3省位於祖國戰略後方,地域遼闊,資源豐富,但是經濟比較落後。開發大西南,不僅對提高那裡人民的生活水平,改變貧窮落後面貌,而且對改善全國工業和交通的戰略佈局,鞏固國防,加速國家建設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早在成都解放之初,賀龍就派了1個師參加維修都江堰水利工程。隨後,他和鄧小平、劉伯承領導修建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條鐵路——成渝鐵路;在重慶建成了西南第一座自動化火力發電廠;建設了重慶人民禮堂、西南博物館、大田灣體育場和體育館等等六大建築。1952年秋,鄧小平調中央工作後,賀龍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政委員會和西南軍區的工作,領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西南地區的大規模經濟建設。

  賀龍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以後,1957年12月28日,受國務院委託,同聶榮臻等去成都參加寶(雞)(都)鐵路的通車典禮,並對寶成鐵路和四川的灌縣、新都、自貢、重慶等地進行考察。回到北京以後,在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期間,利用會議空隙,於2月7日向周恩來寫了《關於視察寶成鐵路的報告》,對於這條鐵路的作用,賀龍認為:「寶成鐵路的建成,使成渝路和全國鐵路相連接,使四川與全國各地的物資交流從此暢通無阻,無論從政治、經濟,還是軍事意義上說,都有很重要的價值……,特別是對西南豐富資源的開發,促進人民文化和經濟的發展將起重要的作用。」但是,這條鐵路也存在著需要改善之處。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中共中央先後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決定進一步降低鋼鐵等主要生產指標,縮短經濟建設戰線,通過了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為了檢查這一決定的貫徹落實情況,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幕後,5月21日,賀龍到四川省進行調查研究。他在聽取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領導人的彙報之後,視察了無縫鋼管廠和洗煤煉焦廠。隨後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和省委書記閻紅彥等陪同於27日到達重慶,聽取重慶市委的彙報。第二天到達綦江鐵礦,並在那裡給周恩來,鄧小平和中共中央寫了《關於四川鋼鐵生產情況的報告》。報告指出:要讓四川省完成年產鋼107萬噸的指標,必須解決生產技術、原材料供應、交通運輸和設備等方面的4個問題。賀龍回到重慶後。31日,接連發了兩封電報:一封是給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的。他說:「我在成都看了無縫鋼管廠。這個廠生產200公釐鋼管的廠房已基本建成,只差裝房架。由於是下馬項目,最近停止施工,從國外進口的設備都露天放在那裡。國家已經花了絕大部分資金,突然停工,雨季一來,必將造成損失。」建議追加些投資,至少把200公釐鋼管廠房建成,暫做設備倉庫;如可能,則考慮建成一個車間,以避免不應有的損失。中共中央對賀龍的建議很重視,經過研究,決定在調整投資中,增列建設這個車間的追加投資700萬元,並要求在1960年第二季度建成。另一封電報是給鐵道部長滕代遠的。賀龍說:由於現在四川煉鋼用的鎂砂是散裝水運,因而混進了煤炭、玻璃等雜質,降低了鎂砂的耐火度,使平爐、電爐、轉爐都不能正常生產。「請考慮可否將四川每月所需的2600噸鎂砂,改為火車直達運輸,將來能包裝時再改為水運,如認為可行,請通知冶金部。」

  5月底,賀龍出席了由李井泉主持、在重慶召開的四川省冶煉、煤炭、運輸工業會議。他聽取了大家的意見,視察了重慶鋼鐵公司所屬的重慶第二、第三鋼鐵廠。在對成都、重慶等地的鋼鐵工業作了調查以後,6月8日賀龍給中共中央書記處寫了《關於四川修鐵路專用線》的報告。報告指出:根據四川省的鋼鐵生產、市場安排和運輸情況,有幾條工程不大,但對鋼鐵生產和整個市場安排大有好處的專用線路,急需在第二季度內完成鋪軌任務:一條是資中到威遠的39公里支線。目前每天要出動汽車300輛到威遠拉煤,還不能保證需要,這條支線修通後,就可保證威遠煤炭的外運。另一條是岔灘到石門坎9公里的區間線,修通後松藻煤礦的焦煤可以由岔灘直運重慶。這兩條支線的路基大部已經完成,批准後就可以鋪軌。另外,白沙沱長江大橋竣工後,如果能提前修通渝趕(水)線和大橋環形線,可以減少在貓兒沱擔負裝卸工作的工人數千人。建議中央對上述問題予以考慮。7月1日,中共中央複電同意賀龍的建議。

  6月16日,賀龍去西昌視察。在西昌聽取了省建委負責人楊超關於西昌地區資源情況、西昌鋼鐵工業基地建設準備時間,以及西昌工業基地建設遠景規劃的初步意見的彙報。由於受「大躍進」的影響,在西昌工業基地建設遠景規劃中,提出了到1965年要生產鋼錠320萬噸、鋼材200萬噸的高指標。賀龍察覺了其中的問題。他以商量的口氣問道:「這個指標是不是大了?大了要落空。」他又提出了一些問題,請有關人員深入思考。他問:生產320 萬噸鋼錠需要多少礦石,多少煤?這些礦石和煤如何拿出來?1965年機械加工能力按計算將達20萬噸,這些機械加工設備放在哪裡,如何運進來?用火車運需要多少車廂、火車頭?這又從哪裡來?賀龍指出:做規劃要考慮國家和地區的承受能力。武鋼有火車、輪船、木船,交通運輸便利,但困難仍然很多,何況西昌?他說:「這些問題提請你們考慮,我是給你們『潑冷水』啊。」接著,又講了他的想法:「西昌鋼廠要一個一個爐子上,一步一步建才比較穩妥。建設鋼廠時,對城市如何建設,也要好好規劃。這裡主要是東西河的水患問題。我常常說包鋼的『三黃五地』,那裡也有水患問題,大水一來,把鋼架橋像抬滑杆一樣硬是抬走了。因此,西昌城市規劃要考慮到各個方面,既要考慮如何治理水患,還要考慮城市的下水道、市內交通(汽車、電車)、農牧副業和輕工業生產。因為大規模建設開始以後進來的人,不僅要吃飯,還要吃水果、牛奶,要日用百貨。不解決這些問題,就要啃『背脊骨』,就不能吸引人進來。要把一切都準備好,就等『東風來』(指成昆鐵路通車 )。」「在西昌鋼鐵廠的準備工作中,要特別注意釩、鈦的分離試驗工作,從小到大,反復試驗,不要將來廠子建起來了,技術問題還未解決,那可是個大問題,這是準備時期的重要工作。因此,可以從外面搬研究機構來,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工作。還可以從外面搬些廠進來。但移民是個很複雜的問題,工作一定要做細,開始要小搞。」在當時情況下,這些意見無疑能使人保持清醒的頭腦,實事求是地處理各項建設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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