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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新中國體育事業的奠基人(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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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湖四海攬人才 1952年8月,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劉少奇寫了《關於參加第十五屆奧運會的情況報告》,建議在政務院下設立一個與各部、委平行的全國體育事務委員會,「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最好請賀龍那樣的一位將軍來擔任」。 團中央希望賀龍主持國家体委,是因為他們知道,賀龍一貫重視體育事業,在他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隊中大力發展體育運動;全國解放後,他組建了新中國第一支專業的男女籃、排球隊,並為國家輸送了一批優秀的體育工作幹部、教練員和運動員。體育界人士仰慕賀龍。 一天,政務院常務副總理鄧小平給賀龍打電話,告訴他政務院決定組建全國體育運動委員會,並說:「團中央和全國體育總會建議請你當主任。我和總理商量了,也感到由你來當最合適。」賀龍問道:「毛主席的意見呢?」鄧小平說:「毛主席也贊成。」賀龍說:「好。毛主席叫我幹,中央叫我幹,我就幹!」很痛快地答應了。 11月15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討論關於成立全國體育運動委員會的問題。周恩來正式提議由賀龍擔任全國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蔡廷鍇任副主任,會議一致通過。 這時,賀龍還在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司令員的崗位上,但他一接受國家体委主任的任命,就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這方面的工作。 舊中國的體育運動水平極低,直到1948年,沒有在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得過一枚獎牌,全國沒有一支健全的體育運動隊,也沒有一處像樣的體育場館,體育人才更為缺乏。要在這樣一個基礎上把體育運動搞上去,任務艱巨。對此,賀龍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他說:「舊中國本來就是個爛攤子,體育事業更是如此。搞體育工作,不能享現成福,而是要白手起家,艱苦創業。」他第一次會見體委機關幹部時,就勉勵大家要正視現實,克服困難,把體育當作畢生的事業,不要小看體育工作,不要有低人一等的思想。他充滿信心地對大家說:「隨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體育運動也會大大地發展起來。」 新中國建立初期,百廢待興,各方面都需要幹部,加上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很多人都不把體育當作正式職業,體育幹部更不易解決。雖然政務院給體委核定的編制是239人,但卻很難配齊。沒有相當數量合適的幹部,體委的工作便很難開展。 1953年4月,賀龍到北京主持了第一次全國體育工作會議之後,一回到重慶,就為充實體委物色人才。賀龍點的第一個將是張之槐。他1937年畢業于北平體育專科學校,抗日戰爭時期是八路軍一二〇師「戰鬥」籃球隊隊長,解放後擔任了西南軍區司令部幹部處處長。張之槐對去體委工作毫無思想準備。那時部隊已開始醞釀實行軍銜制,他不願意在授銜之前轉業。賀龍理解這種心情,對張之槐說:「體育事業同樣是建設新中國的一條戰線。我上次到北京開會,住在北京飯店,馬路斜對面就是東長安街體育場,每天晚上燈光球場裡擠得滿滿的,門外還擁著一大片人。群眾那麼喜歡體育,需要有人來領導和組織呀!你是學過體育的,科班出身,幹這行的專家。你不幹,誰幹?不要光想當官扛牌牌,不考慮事業。我是西南軍區司令員,你說重要不重要?中央要我當體委主任,我就得去當。不光去,還得幹好。我們是共產黨員嘛!我給你幾天時間考慮考慮,想通了,來找我。」張之槐整整想了一個通宵,深深感到賀龍的批評是對自己的信任和期望,終於下了決心。第二天一早就去找賀龍,對他說:「老總,想通了,我去。」賀龍高興地說:「想通了就好!要認識體育工作的重要性啊!過去洋人笑我們是『東亞病夫』。現在,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頂帽子要摘掉!誰來摘呢?搞體育的人有責任嘛!這個任務很艱巨,也很光榮。說實話,能把體育工作搞好,能把『東亞病夫』這頂帽子摘掉,不那麼簡單。快去北京報到。去了以後和體委的同志們一起儘快把工作開展起來。」 同張之槐一起到體委報到的,還有張聯華和朱德寶。他們也是賀龍點的將。張聯華也曾是一二〇師「戰鬥」籃球隊的隊員,這時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某炮兵團的政治委員。朱德寶曾是「東幹隊」①的隊員,在東北軍區空軍某部擔任軍械處處長。1953年8月,他們3人分別被任命為體委3個司的副司長。 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賀龍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和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11月,他和薛明帶著子女鵬飛、曉明、黎明乘輪船離開重慶,辭別了戰鬥工作了5年的西南,到北京赴任。與他同行的有宋任窮、蔡樹藩、劉秉林、王淩、武嶽松等。他們也是因為西南大行政區撤銷,奉調去北京工作的。一上船,賀龍就打上了他們的主意。 賀龍先做蔡樹藩的工作。蔡樹藩是奉命到內務部工作的。他在西南與賀龍共事多年,對賀龍的為人十分敬佩,很樂意在他領導下工作,所以當賀龍動員他去體委工作時,便欣然同意。賀龍一到北京就去找鄧小平,讓蔡樹藩由內務部副部長改任國家体委副主任。王淩原是調往地質部的,她被賀龍說服,到體委擔任了辦公廳副主任。武岳松曾是西南軍區保衛科的幹部,賀龍動員他到體委後,擔任了新建的北京體育館副館長。中共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張非垢,是到外文出版社當社長的。賀龍覺得體委很需要幾個秀才,便動員他也去體委工作,張非垢不僅自己同意,而且動員同去外文出版社的張彩珍說:「去體委吧,這是賀老總的命令。我也是文人進武廟。」這樣,張彩珍也進了體委。賀龍還邀請起義將領、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盧漢到體委共事。此後,賀龍又乘各大行政區機構撤銷之機,多方設法從原西南、中南、華北、西北各行政區調來了李夢華、陳先、曹建純、董念黎等人,又陸續選調了一批青年幹部到體委機關,使新中國的體育領導機構很快健全起來。 賀龍叮囑體委的幹部說:體育是全國人民的事業,不是體委一家的事。要與有關方面,特別是教育部門、工會和共青團一齊動手。沒有各方面的支持,體委是無能為力的。大家動起手來還怕10年趕不上世界水平! 有了機構就要有辦公室和宿舍。早在賀龍到北京之前,他就請北京市政府幫助解決體委機關的辦公用房。北京市市長彭真大力支持,把位於宣武門東側未央胡同33號的10幾間平房給了體委。後來體委人員按編制逐漸配齊,容納不下,賀龍再次請彭真設法解決。彭真又批准把王府井八面槽9號的135間房子給了體委,並在草廠胡同安排了宿舍用房。彭真給賀龍的信上說:「賀老總:房子解決了,據報還可以。」 在國家体委初創時期,教練員和優秀運動員屈指可數,一些人流落海外。賀龍不拘一格延攬人才。他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博大胸懷、氣魄和膽略,力排眾議,大膽地選用了一批優秀運動員和教練員,很快地將新中國的體育隊伍建立了起來。 當時用人是十分重視出身和社會關係的。國家游泳隊建隊時,對塗廣斌能否入隊,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他技術不錯,本人政治表現也好,可以吸收為隊員;有人則認為他曾隨舅舅去過臺灣,不宜當國家隊隊員。這事被賀龍知道了。他說:「這有啥問題呢?他是個青年,能從臺灣回來,說明他喜歡咱們的新中國。這樣的運動員,不但應該吸收到國家隊,還應該很好地培養。」這樣,塗廣斌成了國家游泳隊的正式成員。後來他擔任教練,培養出了穆祥雄等具有世界水平的優秀運動員。 國家女排隊員曹其緯的祖父是參與「二十一條」賣國條約談判、當過袁世凱政府外交部長的曹汝霖,從上海女子排球隊選入國家女排。賀龍在一次集會上把她介紹給朱德和陳毅兩位元帥說:「她就是演電影《女籃五號》裡『小五號』的,是曹汝霖的孫女,現在是我們國家隊的隊員。」幾天後,賀龍給她寫了一封信,希望她戒驕戒躁,為祖國多作貢獻,不要背家庭出身的包袱,要靠攏組織,爭取加入共青團。由榮高棠轉來的這封信,使曹其緯說不清是感激還是興奮,不禁淚如泉湧。榮高棠說:「賀老總親自給運動員寫信,這還是頭一次。你要珍惜這份珍貴的禮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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