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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第三次「左」傾路線危害下(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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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期間,蔣介石乘紅三軍處境窘迫,派國民政府參議員熊貢卿為代表,到湘鄂邊向賀龍遊說。1925年賀龍擔任澧州鎮守使時,熊貢卿作為省府駐澧州鎮守使官邸代表與賀龍相識。此次,他奉蔣介石之命,來對賀龍勸降。賀龍憤怒了,下令逮捕了熊貢卿,1934年1月23日在龍山茨岩塘,集合部隊進行公審。迎著凜冽山風,賀龍站在岩石上對大家講話。他說:「今天,我們要槍斃一個壞蛋,他叫熊貢卿。他是幹什麼的呢?是蔣介石派來勸降的說客。這對我們紅軍是一個極大侮辱。同時他又是一個奸細,我們絕不可以放他回去。蔣介石的算盤完全打錯了。他完全是癡心妄想!艱苦困難嚇不倒紅軍,高官厚祿收買不了紅軍,陰謀詭計也騙不了紅軍!」1934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去年12月蔣介石派一代表熊貢卿來遊說賀龍同,志,企圖收編。熊先派一梁素佛來,賀龍同志首先即發覺和暴露來人之陰謀,認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們為要得到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及四方面軍之破壞工作的消息,遂允熊來。據熊說,蔣已派4個人(有兩個是浙江人)到四方面軍去,中央蘇區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層收買工作。我們乃將熊事公開舉行群眾審判槍斃之。」 紅三軍兩個師會合後,中央分局決定創造湘鄂川黔邊新的根據地。1933年12月22日,賀龍率軍襲擊黔江城,殲敵1個團大部,爾後轉到咸豐、利川一帶活動。1934年1月初,襲占利川城,俘敵100餘人。川、鄂軍隊來攻,紅三軍到利川、咸豐、宣恩、龍山等縣邊界地區遊擊。湘敵來攻,紅軍轉往永順、桑植、大庸、慈利等縣遊擊。因為彈藥極少,很難進行有效戰鬥,又轉到酉陽、秀山一帶。由於夏曦的錯誤領導,特別是不間斷地「肅反」,部隊的危難情況沒有改變。 當時,各根據地不按照中共中央指示進行「肅反」是不可能的。但是,儘管「左」的「肅反」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但各地區主要領導人的政治品質和政策水平仍對「肅反」造成損失的嚴重程度有極大關係。湘鄂西「肅反」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夏曦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 在「肅反」問題上,賀龍身為中央分局委員、軍委領導成員和紅三軍軍長,不能說毫無責任。但是,他曾多次與夏曦進行鬥爭,也多次救出一些遭逮捕並準備處決的同志。在湘鄂邊與夏曦分開活動時,賀龍率領的部隊中就沒有進行「肅反」,而且把被夏曦逮捕的宋盤銘釋放了。對於這場錯誤的「肅反」,賀龍也有一個認識過程。1961年4月20日,賀龍向有關人員談紅二軍團的歷史時,有人問他;如果他當時與夏曦鬥爭再尖銳些,再堅決些,像段德昌那樣的領導同志是不是可能不被殺?賀龍回答說:「那時,我是個新黨員,只懂得遵守黨的紀律和服從組織決定。『肅反』的中期和後期與夏曦確也有過多次尖銳的鬥爭,但最後總是認為按黨的紀律只能服從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進行『肅反』,還批評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開展『肅反』不力。當時國民黨強大,我們弱小,鬥爭殘酷。中央說有反革命打進蘇區和紅軍,我們也是相信的。後來,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地殺人,其中有許多人都是從大革命時期就跟我的,怎麼會是『改組派』呢?我才懷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進行鬥爭。夏曦說我是軍閥出身,我到不怕,是不是他說我是軍閥,我就變成軍閥,我心裡有數。只是怕弄不懂黨的政策,搞錯了。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規定,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中央代表、中央分局書記更有最後決定權。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對,只要中央分局書記一個人贊成,也必須按書記的決定執行。這是非服從不可的。捕殺師、團幹部,我和夏曦爭,從來爭不贏。對基層人員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釋放。夏曦皺著眉頭不吭聲,人也就放了。這類情況我幹了許多次。保大的,保不下來,只好服從。後來,實在忍不住了,我向關向應政委建議讓他代替夏曦當中央分局書記,關向應嚴肅地批評了我。我那時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搞垮自己?心裡很苦。」當賀龍談到夏曦決定殺段德昌,他拍桌子力爭未果那段經歷時,淚流滿面,悲痛不已。 在肅反中,夏曦也並非不想迫害賀龍。夏曦率部從洪湖突圍出來與賀龍會師後,在王店他對賀龍說:「你在國民黨裡有聲望,做過旅長、鎮守使、師長、軍長等大官,改組派利用你的聲望活動……」並要賀龍寫申明書。賀龍對他說:「你也給我寫申明書。民國十二年,我在常德當混成旅旅長時,你拿著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身份的名片來找我,向我要10萬塊錢。我請你吃飯,為你開了旅店還送給你5萬塊錢。雖然沒有收條,但這是事實。你殺了這麼多同志,你是什麼黨員?你給我寫申明書!」兩人相持不下,關向應急忙出來調停,才緩和了僵局。在繞道陝南轉往湘鄂邊的行軍途中,敵軍前堵後追,形勢十分危急。可夏曦還想對賀龍下手。他令人繳了賀龍、關向應兩人的警衛員的槍,還逮捕了兩個警衛員。賀龍忍無可忍,質問夏曦:「你這是什麼意思?為什麼你的警衛員的槍不下?我還有一支手槍,你要不要?」夏曦語塞。他也知道賀龍在紅三軍中威望極高,紅三軍到了湘鄂邊,還少不了這樣一個既熟悉情況又能指揮作戰的軍事領導人,才沒有貿然行事。 到了1934年4月,由於紅三軍已瀕臨絕境,也由於賀龍等不斷進行鬥爭,夏曦不得不採納了一些改變具體政策的建議。這些政策,有許多是1928年至1930年賀龍領導紅四軍時,在湘鄂邊地區實行並且取得過成效的,例如爭取一些反抗國民黨的地方武裝和團結、改造「神兵」等等。這些變化雖然不可能從根本上觸動「左」傾路線,但有助於改善紅三軍的困難處境。 這個月,賀龍決定進攻彭水,消滅那裡的敵軍,爾後向鄰近各縣發展。5月8日,賀龍率部冒大雨急行50公里襲占彭水城,殲敵1個營,俘敵400人,繳槍300支,士氣大振。當賀龍準備乘勝攻取酉陽時,夏曦變卦了。他認為:「彭水面山背水,易攻難守,敵人打來難以應付」,命令紅三軍立刻西渡烏江,進入貴州。6月1日紅三軍佔領沿河縣城。 黔東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山區。這裡交通閉塞,地勢險要,封建迷信勢力很大。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等縣及毗鄰的四川酉陽,秀山邊界地區,耕地、人口均很少,但這裡的漢、苗、侗、土家等民族的勞動群眾飽受壓榨剝削,對革命有著強烈的要求。賀龍早年率領部隊,兩次來過這裡,給廣大群眾留下了深刻印象。這裡敵軍力量薄弱,對疲憊不堪的紅三軍開闢根據地、整頓部隊、恢復戰鬥力是有利的。 這時,紅三軍內部也在起著積極的變化。賀龍和其他一些領導人堅決要求結束不停頓的遊蕩,建立根據地,恢復黨、團組織、政治機關。賀龍說:「野雞有個山頭,白鶴有個灘頭,紅軍沒有根據地怎麼行呢?」在他們的強烈要求下,紅三軍重建了政治部,軍政委關向應也有了一些主動權。接著,配備了部分團的政治委員和連指導員,恢復了軍黨務委員會和黨、團組織。提拔了一批幹部,辦了兩期幹部大隊,培訓學員600余人,賀龍與學員一起出操上課,親自抓培訓工作。因為「肅反」中首當其衝的是幹部和党團員,不少人心有餘悸,不願恢復黨籍,也不願當幹部。賀龍、關向應不得不親自找幹部談話,進行說服,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在他們領導下,紅三軍緊張地進行了建設根據地的工作。在1個多月的時間裡就建立起了沿河、德江、印江、酉陽等縣蘇維埃政權。7月21日和22日,在沿河的鉛廠壩召開了黔東特區第一次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選出賀龍等80人組成黔東特區革命委員會,先後組成了1500人的5個地方獨立團和400人的10個遊擊隊,又將冉少波的千餘「神兵」及各獨立團一部合編為黔東獨立師。到1934年9月,黔東根據地已擁有5個縣,10萬以上人口,17個區革命委員會,67個鄉蘇維埃政權,並且分配了土地。 邊遠荒僻的山區發生了地覆天翻的變化。人民群眾熱烈擁護紅軍、擁護共產黨,即使是在反動統治機構工作多年的國民黨政府官吏也不得不承認紅軍深得人心。沿河縣郵政局長戴德初在給貴州省郵政局的報告中說:「紅軍攻克沿河縣城時,局長偕同家小逃出戰區……甫至大龍坡下,共匪千餘已由捷徑包圍而來,遂與家小暫遁入山。殊匪到達該地,即行宿營。局長所藏林外即為賀龍軍部所在……後恐被人察覺,又乘夜逃上山巔。次日該匪仍不移動,時有牧牛小孩突來山上,見其手持一紙,閱之知為匪宣傳標語——紅軍之任務及紀律——見有保護郵政及郵差一條,於是下山親謁賀龍,當將避難遭遇一一面訴。賀軍長以為系受片面宣傳之誤會,情極可原,將局長所帶之物驗檢之後,遂令所部勿得留阻,至此始得安然回局,所有票券款項均無損失……該匪內部組織異常嚴密,命令貫徹,士卒強悍,官兵享受一律平等,紀律之佳,出人意外……該匪所過,專擒軍政、稅收人員及民團富豪教士,而于貧苦工農、失業遊民則給資贈產……。買賣公平,一般小商,莫不大獲其利,其於宣傳工作,尤為注意。人心歸附,如水下傾」。「神匪歸者絡繹不絕,聞風響應者,各地皆是」。這分報告儘管用了污辱性的稱呼,但所述情況卻反映了紅軍執行政策收到的良好效果。 7月21日,中共中央的交通人員帶來了中央1934年5月6日寫給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和中共中央五中全會決議等文件。8月初,中央分局開會通過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會決議的決議》,對夏曦所犯錯誤進行了初步批評。儘管中共中央五中全會決議仍是第三次「左」傾路線高峰中的產物,但批評了夏曦在湘鄂西進行的3年多的「肅反」和其他一些錯誤,使夏曦準備進行的第五次「肅反」未能實施。紅三軍中長期存在的人人自危情緒從此開始減輕,因而還是有很大積極意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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