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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主革命的鬥士(7)


  日本國駐宜昌總領事貴布根和駐重慶副領事康吉有風風火火趕來面見賀龍和湯子模。

  貴布根是日本帝國官方代表,盛氣淩人。他說,重慶、宜昌領事事務由他主管,日清公司的事由他負責談判。他質問賀龍:宜陽丸的船主、領江和買辦等6人失蹤,聽說被殺死,應由誰負責?並說被扣押司輪宮崎等兩人應立即釋放,如果有罪,也應按領事裁判權,由日方處理。

  賀龍嚴肅地說:「日方船主、領江是不是失蹤,我不曉得。如果屬實,我方也概不負責,是他們拒絕檢查,首先開槍。我軍沒有等著挨打的習慣,當然要自衛,我方也有傷亡,又該哪個負責?你們日本人性命莫非比我們中國人高貴不成?扣押輪船嘛,我們已給你那個日清公司寫了抗議信,如何善後,我們提得清清楚楚。你們違犯戰爭狀態時期我方頒佈的戒嚴法,當然要按我們的法令辦理。」

  日本總領事責問賀龍:「他們到底犯了什麼法?什麼罪?」

  賀龍火了,把桌子一拍,站起來厲聲地說:「什麼罪?砍頭的罪!你們私運軍火,參與別國內戰,不是犯砍頭罪是什麼?」

  貴布根又端出了領事裁判權。

  賀龍說:「我只管戒嚴權,誰要在我的防區搞鬼,我就抓他問罪,砍頭!」

  日本總領事見嚇唬不了賀龍,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北京政府、四川當局不顧與孫中山、熊克武一方還處於交戰狀態,不斷派人來向賀龍求情。賀龍一概置之不理,並且進一步提出:日商必須賠禮道歉,賠償我軍100萬元,才能釋放兩個被扣押的日本人。

  吳佩孚的軍械處長表示認罪,賀龍予以寬大處理,將其釋放,還發給了路費。至於那兩個日本人,日方強橫交涉失敗,又捨不得出錢賠償,賀龍當然不予釋放,把他們扣押了1年多。直到賀部回到湖南,日方履行了賠款和賠禮道歉的條件,賀龍才予以釋放,也發給了他們一筆路費。

  後來,賀龍談到這段歷史時曾經說過:「這件事對我刺激也很深呢!和那兩個日本人一起捉來的還有吳佩孚一個軍械處長叫張遠礬。你看呀,那兩個日本人不過是普通的軍火商人,可是好多『大腦殼』打電報來說人情。對那個軍械處長呢?連信都沒人寫一封。這太不把自己人當人了。他還是國家的官吏呢!這一來,我不但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也更加痛恨北京政府了。我對那個軍械處長很優待,才押到黃角埡就放了,走的時候還送過盤纏錢。」

  1923年冬,北軍再占重慶。賀龍率部退守成都。不久,討賊軍內部分化,陣線瓦解,熊克武去職,成都丟失,四川討賊之戰失敗。

  這給賀龍的震動很大。3年援川戰爭,討賊軍之所以失敗,除了帝國主義支持的北京政府派兵援助四川軍閥之外,更重要的是,討賊軍本身也多為封建軍閥武裝,他們的領導人擁兵自重、爭權奪利、爾虞我詐、互相吞併,背叛孫中山的主張。這種情況使賀龍對孫中山依靠舊式武裝進行革命能否成功,產生了疑慮,也促使他進一步思索怎樣才是正確的道路。

  有一次,參謀劉達五問賀龍:「你覺得廣東政府怎麼樣?」賀龍說:「孫中山是個偉人。可是,他依靠的還是軍閥隊伍,早晚是靠不住的。要革命就要有本錢,不是經商,可以借錢作買賣。」他問劉達五,「你聽說過俄國革命沒有?」劉達五說:「前幾年就聽說過,只是不大清楚。」賀龍說:「聽說沙皇、貴族、資本家統統被打倒了,由工農當家搞共產。我很想知道這個共產黨是怎麼『共產』法,和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有什麼不同。中國也有共產黨了。不過,我想,不管怎麼『共』,要有『產』才『共』得成,窮人反正不會吃虧。」

  又一次,賀龍問劉達五:「你認為我走的路子對嗎?」劉達五說:「你常常講,要為受苦人打天下,誰能說這條路子不對?不過打來打去,還沒有打出天下來,你也還在摸夜路呀!」賀龍說:「你說對了,清朝倒了,袁世凱死了,全國還是亂糟糟的。大小軍閥各霸一方。我們在四川打了3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虧的還是四川老百姓。中國地方這麼大,為什麼這麼窮,這麼弱?就是給這幫軍閥、官僚搞亂了。不打倒這些人,老百姓還能指望過好日子嗎?可是困難哪,這麼大一個爛攤子,哪個能夠收拾?我們這幾千人又能怎麼樣?我天天都在想這個問題。」

  正當賀龍等一些愛國忠貞之士憂國憂民之際,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幫助下,改組了國民黨。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20多名共產黨人參加會議,起了重要作用。大會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共產黨人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林伯渠)、瞿秋白等10人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孫中山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支持下創辦了黃埔陸軍軍官學校,1924年11月,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周恩來出任政治部主任。孫中山有了新的奮鬥目標,國民黨重新有了生氣。

  1924年夏,賀龍率部駐貴州省銅仁縣。賀龍的秘書長嚴仁珊的親戚、在黃埔的銅仁籍學生周逸群和一些桑植籍的黃埔學生給賀龍寄來了許多書刊和關於廣東時局、黃埔軍校、國共合作等情況的信件。賀龍異常興奮,認真地閱讀了這些書刊和信件,並請嚴仁珊為他講解。

  讀完這些書刊,賀龍高興地說:「確實這樣去做,在政治上就確實找到了出路。」他結合自己多年奮鬥的體會,很讚賞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他說:「看來,只有找到共產黨,革命才有辦法。」經過慎重考慮,他決定去廣東找共產黨,旅長職務交由第一團團長谷青雲擔任。他把這個決定報告了熊克武。

  這時,熊克武正在籌備組織建國聯軍,準備乘北洋軍閥各派系間的矛盾已經發展到兵戎相見的機會,按孫中山的意圖,假道湘西,攻入湖北,奪取武漢,討伐曹錕、吳佩孚,正迫切需要人才。賀龍在四川作戰時,功勳卓著,是忠於孫中山的難得的驍將,在湘西又有很高的威望,熟悉湘西民情地理。所以,熊克武不同意賀龍此時去廣州。

  賀龍雖然未能親自去廣州,思想上卻有了飛躍。在國共合作形成,革命勢力有了很大發展之後,賀龍對孫中山及廣東革命政權增強了信心,對中國共產黨及其基本政策也有了一定瞭解。所以後來賀龍率部返湘駐守常德,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中共湘區省委委員夏曦來訪,並請求給予經濟援助時,賀龍熱情接待了他並資助其5萬銀元。1924年底,毛澤東派兼有國共兩黨省委委員身份的陳昌到常德專程拜會賀龍,兩人相處也極融洽,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十年征戰,十年求索,賀龍執著地向真理前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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