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鳳凰(45)_秦德君

四五

　　但是審訊卻加緊了。在審訊臺上的「法官」都身穿藍色制服或草綠色軍裝，均是高級毛料製成的。其餘的人身上穿的都用布料製成。有次他們著重問我三年解放戰爭中的事，不斷「疲勞轟炸」，誣賴我是特務、反革命，氣得我幾乎炸開了肺。

　　現在我知道我是被拘在秦城監獄裡，這裡雖沒有電刑。水刑、老虎凳，但「肉刑」還是有的，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中武鬥亦為稀鬆平常的事。1969年的一天，我被推進汽車，雙手銬在胸前。司機台前有個女軍宣隊員，給我戴上墨鏡，套上大口罩，這是把我送到復興醫院三層樓一間房，丟在地板上。到第三天，來一位護士把我帶到手術臺上，原來是為我右腰背開刀割取肉瘤的，真謝天謝地了。然後仍然戴墨鏡、口罩，銬了雙手，押回秦城藍獄。照舊提審、放風、洗澡三部曲。一次，轟隆一聲木門打開了，又一聲吆喝：「過來！」看守叫我從木門外層的鐵門三寸寬的柳條縫裡把手伸出去。他們拼命抓著我的右手，使勁往外拽，膀子快要拽斷了，我就大聲喊叫：「反革命打人哪！」他們才放手了。我這只右手臂和右邊胸膛就成了紫黑色，半年以後才逐漸消褪，從此得了後遺症，手臂、胸膛經常疼痛，寫字也不靈便。1972年，傳達了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不准辱駡，不准毆打，不准虐待。」軍宣隊、工宣隊才對我們改善了一些態度。

　　這一年開始，提審也少了，可是我卻不得自由，仍在囚房裡蹉跎歲月。

　　三　「波浪不能摧」

　　身在牢房，思緒總像野馬一般奔馳，感到自己真是命途多舛。

　　從1919年到1949年30年動亂，顛沛流離，涉盡凶灘惡水，鬼門關幾進幾出，終於熬到全國解放。1949年5月，鄧小平同志在一次歡迎會還談起我當年洛陽墜馬的事。陳毅同志在上海一次群眾會議上也談到我做地下工作所冒的風險，表示敬意。不想，在歡欣鼓舞慶祝新中國的勝利之際，在各路英傑齊集北京飯店籌備建立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前夕（1949年初），我被誣陷為「叛黨自首」的「叛徒」，撤消政協籌委及第一屆政協代表之職。

　　在十年浩劫中，我仍躲不了災禍，在秦城監獄從1967年10月5日到1975年4月5日被囚禁了八年。八年的牢獄生活換來了一紙結論：

　　1．秦德君和「5·16」沒有關係。
　　2．秦德君在上海解放前夕被蔣匪幫逮捕後沒有叛變自首。
　　3．1931年在成都登反共啟事的是王梅隱，不是秦德君。

　　1975年4月5日出獄那天，管獄的高大個子說：「你回去後，要是有人問起你這斷了的一隻腿，你就說是在大街上給公共汽車軋斷了的。不准說是在監獄裡斷了的！」

　　瞎話，我能栽贓於大街上的任何汽車司機嗎？我的腿明明就是在這兒被折斷的！

　　我在這兒監獄裡混時光時，後期允許看些書報了。有些詩歌、戲曲唱詞都能背熟。如《竹枝詞》，這是古代富有色彩的詩，在四川非常盛行，人們邊舞邊唱，以鼓和短笛來伴奏，真有家鄉的親切感。我主要是欣賞它的內容，有一首劉禹錫的《竹枝詞》：

　　城西門前灩澦堆，
　　年年波浪不能摧。

　　再一首是：

　　瞿塘嘈嘈十二灘，
　　人言道路古來難。
　　長恨人心不如水，
　　等閒平地起波瀾。

　　前一首描述了江中巨礁，讚頌意志的堅定。後一首諷刺慣會興風作浪、製造事端的小人。劉禹錫是德宗的進士，後來被人排擠誣陷，長期貶滴，用這兩首詩來諷世。

　　詩中所表現的思想深深引起我感情上的共鳴。正是那班興風作浪者和野心家，無端將我投入秦城監獄。它們不會料到，我這個弱女子，身心可受戕害，精神卻是「灩氵預堆」，狂波猛浪不能摧，保持堅定的氣節，決不背離革命的道路和原則。

　　但究竟是誰對我這年老體衰，無權無勢的老姬感興趣，硬要把我投入囚牢的呢？直到「四人幫」徹底垮臺後的某一天，一位經手康生一案的同志對我說：「我們在康生的筆記本中，發現了一長串『特嫌』的名單，上面就有你的名字。」

　　原來如此！康生的魔爪伸向四面八方，惟恐天下不亂，看來我是在劫難逃，又經歷了一次生死考驗，這時我已是年屆古稀的老人了。

　　四　「秦德君？咦，我認識。」鄧小平說

　　出獄以後，我被暫時安置在永定門內東街國民黨特赦人員居住的處所，小女兒秋桓一家與我同住。總共兩間房，一大一小，四五口人，實在擁擠不堪。大女兒秋燕這時也已平反，時常前來看我。

　　事有湊巧，秋桓的丈夫何維淩與鄧朴方在北京大學是同班同學，又是同一宿舍的上下鋪，文革中同時遭難，彼此熟悉。有一次何維淩無意中告訴他，岳母是秦德君，從秦城監獄出來後，同住一起。鄧朴方將此事告訴了鄧小平。鄧小平點點頭，說：「秦德君？噢，我認識，我們是老戰友，她工作有辦法，肯幹。」接著很關心地問道：「她現在哪裡？有什麼要我幫助的沒有？」不久，鄧朴方坐著輪椅來看望我了。小平同志日理萬機，還關注我這麼個老婦人，令我深深感動。鄧朴方問我有什麼困難。我說：「別的沒什麼，只是我現在住房緊張，夏天連洗澡都困難。」

　　「不要著急。我知道木樨地22樓（供高級幹部住的）正在修建，條件比較好，問題會解決的。」

　　1979年，我終於搬進22號樓的新居。房屋寬敞明亮，設施齊全，很合我的心意。不久，為了照顧我，大女兒秋燕一家搬來與我同住了。秋桓則赴美國學習工作去了。

　　眼見得兒孫輩一個個長大成人，各自有了自己的事業，我自己領著國家發的離休工資，享受著公費醫療，吃穿不愁，病了也有人照顧，如今我已93高齡了，按說我應該心滿意足了，但是，在我上天去見馬克思之前，仍有一樁心事未了，那便是我的黨籍問題。

　　我19歲在南京，鄧中夏主持宣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黨工作，出生人死。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在白色恐怖中，我到處找組織關係，卻接不上。後與茅盾東渡日本，從此與黨失去了聯繫。雖然歷經坎坷，道路曲折，但我內心深處時時渴望回到黨的懷抱。抗日戰爭時期，我決心帶著小女兒投奔延安。在上海做地下交通員的時候，也曾向代表黨組織的吳克堅提出恢復黨籍的問題。他叫我別急，說「這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解放後在教育部工作時，我又向黨委提出此問題。1954年，教育部參事室撤銷後，我的關係轉到政協，我又向政協黨組提出申請。「四人幫」粉碎後，胡耀邦任組織部長，我向他重提此事，胡指示組織部與全國政協協商解決。拖到1981年，統戰部副部長與我談話，他說：「你重新入黨，好嗎？」我說：「不好，按道理，我是恢復黨籍，茅盾都恢復黨籍了嘛。」1984年，我再次提出。十幾年已過，仍無結果。

　　如今我已九十有三，垂垂老矣。身體日漸衰弱，行動諸多不便，記憶力也大為減退，只有我胸膛裡那顆向著黨的紅心，仍在砰砰跳動。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夠恢復黨籍。這是我惟一的，也是最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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