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鳳凰(26)_秦德君

二六

　　郭春濤原來在南岸老君洞進門的右手邊租得一間半房，在大殿左邊角落裡有個獨院，住著郭春濤的湖南同鄉，號稱為「神童」的沈曼若，他率領16位秘書在那裡著書立說，恰好其中有間只能容一榻一人的小屋還空著，我就暫時租來住下，每天下山到海裳溪，再搭輪渡過江，找工找料修復被炸之房。郭春濤也熱心地幫助覓工尋料，並在院內挖個防空洞，忙得不亦樂乎。

　　每天過江時必經儲奇門碼頭，那裡被炸被燒，兩千多人橫倒豎歪，陳屍江邊。憔悴不成人形的死者家屬在煙火中邊哭邊找自己的親人。死者有缺腿斷臂的，有失去下半截隻存頭胸連肚腸一攤的，睹此種種慘像，人們無不義憤填膺，痛駡日本帝國主義以及消極抗日的無能之徒。

　　由於人力物力等困難，我的房子只能部分修復，但還算寬敞，樓下開300多人的會議也能容下。於是由王炳南、郭春濤積極籌備的「東方文化協會」就以我家作會址，在我家門前掛上「東方文化協會」的牌子，我也從老君洞搬回來住了。協會由王炳南出面聯繫，請于右任（國民黨政府監察院院長）為會長，郭春濤出面聯繫，請罩理鳴（國民黨政府司法院副院長）為副會長，郭春濤、王炳南、秦德君、李俊龍、胡秋原為常務理事，郭春濤任常務理事兼秘書長。日本反戰同盟的青山和夫、鹿地亙、綠川因子、池田幸子，臺灣代表謝南光等也參加了籌備事宜，東方一些國家均有代表來。協會參加了各種形式的抗日活動，溝通了各國的抗日信息，同時還研究分析日本大本營的動向，提供情報供各國參考。

　　在協會籌備之初，王炳南約我到「天林春」吃餃子，暢敘大革命高潮時期我們在西安的往事。故人重逢，倍感親切，談昔論今，感歎時事，不禁激起滿腔革命熱情。我慨然承擔了東方文化協會所需的經費。協會工作繁忙時期，有工作人員二十幾位，管吃管住，而無工資；工人四個，兩男兩女，管吃管住，還給工錢。春濤的表弟朱漢英是當時的駐會秘書。日常事務歸我管。印度來的女政治家都彌亞新發表演講，就是在我家舉行的。越南胡志明派來的代表姓陳，個子矮小，大家叫他「小弟」，就住在我的家裡，回國時把他僅有的手提皮箱留在我的家裡，隻身離去。箱內有一條薄薄的紅色毛毯，我叫他帶走，他說：「不，此去路途險阻，攜帶不便，我們後會有期。」他走後，我一直把他的小箱兒帶在身邊，在艱險困難時，就把它寄存在安全的人家裡。全國解放後又帶來北京，想碰上他，物歸原主，不料一直不見他的蹤影。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那小箱兒跟我一起遭了厄運，它從此無影無蹤了。

　　東方文化協會的四個工人中，有位女青年是長征隊伍過大渡河時掉隊的女兵，她說她是瀘縣女中學生，偷跑出去參加紅軍，掉隊後不敢回鄉，而流離在外。她喜歡單獨和我談心，訴說她長征的經歷。她的同伴中，做警察的很多，她說都是長征中掉隊下來的，有人上廟出家當了和尚，有人改名換姓報考，當了警察。川流不息的警察來找她，惹得其他三個工人說長道短，也引起文化協會工作人員的顧慮。這件事我曾經告訴了鄧穎超大姐。不久，不知道那女工有什麼隱情，哭哭啼啼地走了。她的胸部竟有了奶汁。等到鄧大姐來找她，她已不知去向。

　　凱旋橋下我的家作了「東方文化協會」會址後，九人小組就轉移到楊虎、楊傑家輪流聚會，每星期一次例會。為了保密，仍然只有我一人進出照料一切。楊虎的家在重慶國府路范莊，楊傑的家在南岸新建別墅。

　　楊虎、楊傑、張瀾、陳銘樞、章伯鈞、姚覺五、郭春濤原都是反蔣家王朝的積極分子。楊虎原來是孫中山的貼身馬弁，又是國民黨第一艘兵艦肇和號的艦長，因打敗背叛孫中山的陳炯明而立下功勳。他和國民黨的海軍陸軍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當時各地方軍事頭目都把他叫做「大哥」，他又是上海幫會頭目，等於上海十裡洋場的土皇帝。他頗器重郭春濤的才幹，郭春濤按周恩來的指示，跟楊虎結拜為兄弟，推動楊虎做于革命有利的事。楊虎對郭春濤言聽計從，親如兄弟。為工作方便，郭春濤要我也叫楊虎為大哥。

　　東方文化協會成立之後發展很快，東方各國、各民族紛紛派代表來參加。

　　我曾將原來的想法向董老說過，我要把重慶和成都的家業交給黨，我和女兒秋燕到延安去受鍛煉，但後來遵從郭春濤和大家的意見改變為白區工作了。東方文化協會活動蒸蒸日上，但經濟上的問題也客觀存在，我力不從心。1940年，我想回成都去處理家業，變賣一筆款子作為經費來開展會務。

　　「皖南事變」發生了，蔣介石的特務橫行，亂抓亂殺，國民黨的軍事委員會硬說東方文化協會是共產黨的大本營，武裝沒收了我重慶的家，我淪為了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後來，在南紀門韓家巷一個貧民窟裡有個破院，把它租下來，修理以後，才又掛上「東方文化協會」的牌子，原來的工作人員都散了，只留下一個秘書楊少屏，辦理善後，工人只留下一男一女。家中仍然是川流不息的客人來會談。還有，從近郊、遠郊進城來從事民主活動的人們，夜深了或下大雨必須留宿者就留在我家裡。此時我正打算回成都處理家業。忽然重慶警備司令李翰丞請我去一趟。李翰丞把成都地方軍頭目潘文華通緝我的指令給我看，上面寫道：「查民國甘三年朱、毛、蕭、賀率紅匪長征，經過西、秀、黔、彭時，剿赤司令官為女匪秦德君所惑，不肯清剿，致有今日之延安政府，危害民國。今王總司令已故，著將遷居重慶的女匪秦德君逮捕歸案究辦……」上面還提到要沒收我的全部財產。李翰丞對我說：「當心呀，謹慎些！潘文華叫我把你押解到成都去查辦。」後來李翰丞夫人洪雙瑜也邀我到她的新居李子壩「翰苑」去，她既沉重又憤恨地對我說：「該千萬割萬刀殺的潘文華，他見翰丞沒有逮捕你，便派暗殺隊來重慶殺你。暗殺隊就利用專車販運鴉片，到了重慶浮圖關，警備隊把鴉片沒收了，把暗殺隊的人抓進監牢關起來了。翰丞為了保護你，和潘文華結了冤仇。秦參議，當心哪！可能還有花招咧！」

　　如今，我在重慶的家被沒收，在成都的家又被掠去，臨時在韓家巷貧民窟新建的家，只能容得下二十人左右開會座談。經濟來源日益枯竭。欲話說，破船也有三個釘，只好將一些破爛清點出來，能進拍賣行的就送交拍賣行，不能的就在韓家巷口馬路邊擺地攤賣。那時的困境，局外人是不得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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