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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日,新華社發出訃告:「我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郭沫若同志,因病長期醫治無效,於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終年八十六歲。」同時公佈了治喪委員會名單,計有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宋慶齡、趙紫陽、陳雲、鄧穎超、沈雁冰、胡耀邦、成仿吾、周培源、周揚、巴金、夏衍、侯外廬等七十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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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序按原名單排列。

  沫若安詳地躺在長青松柏和鮮花叢中。十七日,党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界代表懷著沉痛的心情,前往北京醫院向他的遺體告別,並向他的妻子于立群和子女郭和夫、郭庶英等表示親切慰問。當天,他的遺體即由方毅、許德珩、沈雁冰等人和治喪委員會工作人員以及家屬,護送到八寶山火化。

  六月十八日,天安門廣場、新華門、外交部下半旗致哀,北京城沉浸在悲哀的氣氛中。下午,郭沫若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莊嚴肅穆的會場裡懸掛著郭沫若的遺像,安放著他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覆蓋著鮮豔的中國共產黨黨旗。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副總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負責人,党、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各界知名人士,以及首都群眾近兩千人參加了追悼會。由葉劍英主持大會,鄧小平致悼詞。肅靜的人群低聲啜泣,確切的悼詞表達了黨和人民對郭沫若的高度評價:

  郭沫若同志是我國傑出的作家、詩人和戲劇家,又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和古文字學家。早在「五四」運動時期,他就以充滿革命激情的詩歌創作,歌頌人民革命,歌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開一代詩風,成為我國新詩歌運動的奠基者。他創作的歷史劇,是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他是我國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歷史的開拓者。他創造性地把古文字學和古代史的研究結合起來,開闢了史學研究的新天地。他在哲學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包括文學、藝術、哲學、歷史學、考古學、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和外國進步文藝的翻譯介紹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樹。他長期從事科學文化教育事業的組織領導工作,扶持和幫助了成千上萬的科學、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成長,對發展我國科學文化教育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和魯迅一樣,是我國現代文化史上一位學識淵博、才華卓具的著名學者。他是繼魯迅之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

  郭沫若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他是全國人民,特別是科學文化教育工作者和廣大知識分子學習的榜樣。

  遵照郭沫若的遺願,六月二十日早晨,一架銀灰色飛機載著他的骨灰,飛到山西昔陽大寨的上空,盤旋三周,將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虎頭山的青松格外青,綠油油的穀子、玉米苗似乎也長得更茁壯了。

  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
  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

  和祖國大地合而為一的郭沫若,熏風永駐,遺范長存。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悠久便是郭沫若!

  〖後記

  自一九八二年拙作《郭沫若年譜》問世後,曾陸續收到不少老前輩、新朋舊友、海內外郭沫若研究工作者和讀者的信,給予我們熱情的鼓勵和支持,有的同志還期待我們再接再厲,為郭老寫傳。我們的老師許傑先生也曾詼諧地說:「這是你們的頭生子,今後要多生幾個才好哇!」老師的教誨、朋友的厚望使我們懂得了,即使自己才疏學淺,只要扎扎實實地苦幹,自己的勞動成果終究會得到讀者的承認,並對他們有所裨益的。這個信念鼓起了我們的勇氣,所以當幾家出版社邀約我們寫郭沫若傳,或評傳,或文學傳記時,我們便又躍躍欲試,最後決定選擇比較適合我們的一項,即《郭沫若傳》,與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訂了合同。

  為了借鑒別人的經驗,我們曾閱讀了不少中外名人的傳記。大凡名人逝世後,總會有人為之樹碑立傳的,有的早在生前就有人搶著為他們揮舞生花妙筆了。按理說,「樹碑」與「立傳」本是兩碼事,可是在中國,長期以來「立傳」卻總與「樹碑」聯繫在一起,似乎要寫傳就非得立足於歌功頌德不可。當然,如果傳主有功、有德可頌,作者自然不應該吝惜筆墨,問題在於功、德並不能完全替代傳主的全人格。不管什麼樣的名人,首先他們總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就既有功又有過,就不但有德而且也有眚,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來看,這些原是無需掩飾的。郭老的一生時間跨度大,從清朝末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國到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他如同一條在歷史的長河中翻滾騰躍的蛟龍,閃亮的鱗片間免不了夾帶些許這樣那樣的泥沙,這原是不足為怪的。我們為郭老立傳,就是要寫出一個真實的人,一個有血有肉的可信的人,如果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們要寫的「只是這樣的社會生出了這樣的一個人,或者也可以說有過這樣的人生在這樣的時代」。

  誠然,郭沫若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一員名將,一生經歷了曲折的歷史過程,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真切地把握他的思想發展的軌跡,和感情流動的波痕,以發展的觀點統觀全過程,同時又不能忽視各個階段存在的具體問題。郭老在人生征途上起步不凡,初出夔門就滿心希望:「我要以松柏的態度來刻畫出自己的年齡,能成為合抱的大木給天下的勞人以一片清蔭,即使中途遭了電擊或者枯死,我也希望它的殘骸能夠供給貧苦人一把取暖的柴。」後來的行動的確證實了他的誓言,不過也不可否認其步履維艱,他曾一度灰心、失望、頹唐,也曾一度孤寂、懊喪、徬徨。至於他的風流韻事,其實也不必諱言。他曾以歌德自況,周揚同志也說他是中國的歌德,這倒並非溢美之詞,他們兩人確實有不少相似之處。

  由於傳主思想變遷紛繁複雜,生活道路久遠寬廣,文章學問博大精深,憑我們有限的才識,顯然難於為他繪就細巧逼真的畫像。我們只想以粗大的筆觸為他全身勾勒一個輪廓,有時又借助一點細膩的描繪以表現他的性格,這裡免不了要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稍加一些合理的想像。通篇力圖用事實說話,儘量少發甚至不發議論。如果這樣做能為郭老留下一幅粗糙的剪影,我們也就滿足了,然而是否符合傳記文學的要求,這只有懇請廣大讀者批評指正了。

  在撰寫這本傳記的過程中,多蒙前輩、師友如成仿吾、翁植耘、黃定慧、饒鴻競、應義律、王廷芳、郭和夫、郭平英、李偉江、宋彬玉、方如偉等人的關心和幫助。尤其是成仿吾先生,他曾為拙作《郭沫若年譜》題簽書名,結果因故未用,他非但毫無意見,竟又慨然允諾為本書題簽,之後不到一個月即與世長辭了,因而本書的出版,對他老人家也是一個誠摯的紀念。另外,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本書責任編輯同志為了推動本書的寫作,曾陪同我們去沙灣、樂山、重慶尋訪郭老當年生活和戰鬥過的舊跡,使我們獲得了不少感性材料;還有曾健戎、唐明中、郭宗瑨、楊華等同志和日本朋友內山籬、小野寺和子等先生為本書提供了一些照片,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龔濟民方仁念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七日夜

  于華東師範大學一邨17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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