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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 酒·色·劍

  〖飽經風霜〗

  生於亂世,
  飽嘗家庭離異的辛酸,
  過早地承擔生命的全部。


  古龍,原名熊耀華,祖籍江西。

  關於他的出生年代,至少有3種版本: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這個出生之謎,權當一個懸念,留給讀者去想像和猜測。

  他的出生地點:香港。

  他的童年大致界於抗日戰爭時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間。可以說,他在一個獨特的時期,在一個獨特的地點度過了喧囂而動亂的童年。

  用張愛玲的話來說,那是一個亂世。整個人類都似乎沉淪於毀滅的衝動,戰爭摧毀了一切的文明與寧靜的家園。

  張愛玲在1943年創作的《傾城之戀》中,對於當時香港的狀況有過生動的描繪:

  從淺水灣飯店過去一截子路、空中飛跨著一座橋樑,攔了這邊的山。……牆是冷而粗糙,死的顏色。

  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年,十二月八日;炮聲響了。一炮一炮之間,冬晨的銀霧漸漸散開,山巔,山窪子裡,全島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說「開仗了,開仗了。」誰都不能夠相信然而畢竟是開仗了。……巴而頓道的附近有一座科學試驗館、屋頂上架著高射炮,流彈不停地飛過來,尖溜溜一聲長叫,吱喲呃呃呃……,然後砰地落下地去。那一聲聲的吱喲呃呃呃呃撕裂了空氣,撕毀了神經。淡藍的天幕被扯成一條一條,在寒風中簌簌飄動。風裡同時飄著無數剪斷了的神經尖端。

  那一年,古龍大約3~5歲,他是被抱在父母的懷中,還是被父母牽著小手,混雜在躲避空襲的人群中?這種恐怖的記憶,是否成為他後來創作的源泉之一?

  至於香港,一個鴉片戰爭時期被英國人掠奪的漁村,一個三四十年代的繁華的都會,一個聚集了各種膚色與夢想的冒險家樂園。有一個1936年生於香港後來定居美國的詩人曾在回憶中這樣提及香港:

  對於香港,我沒有什麼好說的。中國人奴役中國人,中國人欺騙中國人。接觸的目光……要投給他們燃燒的汗,中風似的警呆:不安傳透他們的器官,血脈,毛管和趾尖……我們貧乏的力量再不敢在事務間作太熱切的旅行……不敢認知我們尚未認知的城市,不敢計算我們將要來到那一個分站,或分清我們坐臥的地方,我們什麼也不知道,我們只期待月落的時分。

  (——葉維廉)

  這就是古龍成長的時空架構。這一切的一切,映射在他年幼的目光中。在這樣的年代出生、成長的人們,無疑與時代共同承受了人類史上難得的巨變與災難。生命在飄泊之中,生命在追尋之中。

  也許,古龍小說中的兩種聲音與他生存的時空不無聯繫,一種聲音是對於「家園」的呼喚,另一種聲音是對於「希望」的呼喚。

  家園已在望。
  光明也已在望!
  希望永在人間!

  1949年的巨變改寫了中國歷史。

  國民黨潰逃臺灣孤守一島;大陸上的共產黨帶給人民無比的理想與希望。許許多多個人的命運,因此而改變航向。大時代轉換中的人間悲喜劇,讓人不勝感慨。

  然而,畢竟,戰爭結束了,人們不必再去躲避無情的炮火,也不必淪落在荒山野嶺。人們可以從容地建設自己的家園。

  古龍隨著他的父母遷居到臺灣。經歷了戰爭的噩夢,初享和平的氣氛,已是少年的古龍,本應沐浴在家庭的溫馨中。

  但是,外面的戰爭結束了,家庭內的戰爭卻爆發了。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尤其是對於未成年的大多數人而言,家庭是港灣,父母是唯一能夠依靠的人。父母在孩子的心中,也是最神聖、最崇高的形象:他們無所不知,他們寬厚仁慈,他們堅定不屈。因此,沒有什麼比父母之間的離異更讓孩子感到寒心。感到夢的破滅。成人世界的神聖光環都會因這種離異消失殆盡,使年幼的靈魂從此疑慮重重。

  古龍的家庭並不貧困,他的父親曾擔任臺北市長的機要秘書,無須為溫飽發愁。如果一切平靜如水,這該是一個平淡而溫暖的家庭。遺憾的是父母間的感情終究不能彌合,在不斷的爭吵中分道揚鑣。

  古龍惶恐而不安地目睹著兩個親人的分離,他將憤怒與怨恨發洩在父親身上。於是,一場父子間的爭吵接踵而至,使這個失去了父母間情愛的家庭又失去了父子之間的深情厚意。

  倔強的古龍離家出走,過早地承擔了自食其力的艱辛。

  生存下去,成為最迫切的問題。天地之大,人海茫茫,卻常常找不到一個容身之所,也找不到一點點親切的關懷。

  他到處幫人打工,食不果腹,困頓潦倒,尤其在冬天,在寒風撲面的夜間,遊蕩在街頭,無家可歸。仰望稀疏的星空、蒼涼的明月,等待黎明的到來。這樣的心情充滿了淒苦,卻也飽含著不屈的嚮往。如同他自己在作品《名劍風流》中描寫的一個人物:

  人生的痛苦,他卻已嘗得大多了。但無論如何,我還活著,我還年輕,世界這麼大。到處都是我可以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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