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諶容(2)

諶容(2)

　　於是這位「持重武器（指長篇小說）嶄露頭角」的女作家得到了學校和教育局給予的創作假，在1976年2月回到呂梁山下，住在鄉寧小縣城的縣委機關裡，雄心勃勃地開始寫作長達九卷的鴻篇巨制《光明與黑暗》（這本書只在1978年7月出版了第一部）。然而，十月裡的一聲春雷讓中國人在這個月的下旬歡度了不是國慶日的國慶，本該和全國人民一道獲得解放的諶容卻因為那封信又和出版社一起受到了清查。追查送信的「線」。書中的人起名「江春旺」和「鄧萬舉」便是吹捧江青攻擊鄧小平。取消創作假，限期上班，最終在1977年4月停發工資。陸文婷啃涼燒餅喝白開水的細節，便是她生活拮据借貸度日的體驗。上書中宣部後得到的兩次批示，茅盾在第四次文代會上對她於1979年5月發表在《收穫》上的中篇《永遠是春天》的讚揚，都未能幫她脫離困境。直到《人到中年》一舉成名，諶容離開教育口成為北京作家協會駐會作家的1980年9月，她才得到了補發的工資。風息浪止。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回顧坎坷的文學生涯，諶容的感覺是「累，真累」，她甚至難以相信自己當年竟然有那樣的勇氣和精力去應付無休無止的紛爭。她表示再遇到類似前述的「大戰」，「情願不戰而降」，因為「人生畢竟是短促的。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只要「還能寫下去，我實在捨不得時間去打那些無頭的筆墨官司了」（見《並非有趣的自述》）。然而，這一代人在政治鬥爭的風口浪尖上顛簸了幾十年，他們的命運，他們的靈魂，都是被政治徹頭徹尾、徹裡徹外地「化」過了的，在一些難逃的「劫數」面前，她能退避三舍麼？圍繞著《萬年青》的出版展開的兩次「大戰」結束了，但對《萬年青》、對《光明與黑暗》的評價雖大有文章可做卻並沒有真正開始。一向不愛談自己的經歷和創作的諶容竟也按捺不住某種情緒地寫道：《萬年青》、《光明與黑暗》不會再出版了，因為它們「不符合現行政策」，但「我不能說我的處女作是《永遠是春天》而不是《萬年青》」。她不同意說自己是「脫離生活」寫出了這樣的作品，因為「生活同政治分不開」，「多年來我們的生活被『左』的政治扭曲了，反映生活的文學作品只能反映那個被扭曲了的生活」，對這「特有的文學現象」「主要不能從作者個人身上去找原因」。我不打算針對這些看法佔用本文有限的篇幅，因為《萬年青》和《光明與黑暗》不是諶容的代表作或成名作，它們在諶容的創作中不能佔據多麼重要的地位，諶容不屬當代文學的「十七年」或「十年」，她是被稱作「新時期」的那個時代的代表作家；而在中國當代文學兩大傳統題材之一的農村題材作品中，《萬年青》的藝術成就也未能使它們出類拔萃占住顯赫地位。若想理論作家反映生活與評價生活的問題，現實主義的「真偽」問題，人們多半會以《豔陽天》之類為例證，而不借《萬年青》之題去發揮。

　　諶容成為名人是在1980年，那時她已四十四歲。《人到中年》的小說和電影都受到過「有嚴重缺陷」、「給生活蒙上陰影」等等指責，但此時自有廣大讀者和評論家們去應付這些筆墨官司，無須她自己上陣，然而她的痛苦未能就此結束。蜚聲丈壇後她要應邀到全國各地世界各地參觀訪問，她要擔任很多機構的理事或委員，要更富創造性地寫作。她曾構思了一組關於童年生活的散文，其中《童年的記憶》已經寫完，此外還要寫《賣豆腐的女人》、《背柴的小女孩》、《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和《美人兒》等多篇。誰知1983年初她去上海參加全國電影故事片創作座談會，看了影片《城南舊事》，感到自己那幾篇作品的手法同林海音的有幾分相同，都是用一個小女孩的眼睛看人生。既然林海音的作品先于自己為觀眾和讀者所知，自己就要退讓，因為自己的作品不能雷同於自己，更不能雷同於別人。在「上天」「賜」她以新的寫法之前，我們是無緣同那「小女孩」、「美人兒」們謀面了。這就叫「不以創作豐富自娛」，這就是自討苦吃。對自己的作品如此苛刻，她就別想「著作等身」了。

　　巧者勞而智者憂

　　早在1949年8月，上海《文匯報》上就討論過小資產階級（即知識分子）是否可以作文藝作品的主角而且結論是否定的，所以在1949年至 1976年的中國文學史上，以知識分子為主角的小說屈指對數，長篇裡大概也就《青春之歌》、《小城春秋》那麼兩三部吧？而新時期描寫知識分子的小說數不勝數，但藝術成就較高的知識分子形象也屈指可數。公認成功的陸文婷形象，就是諶容創造的。讀了她的第二部寫知識分子的中篇小說《真真假假》（發表於1982年《收穫》第一期），拍案叫絕的同時我心中便下了個結論：諶容是寫知識分子的有可多得的高手！以後又讀了1985年的《散淡的人》和九十年代的《人到老年》，我對自己的看法更是堅信不移了。雖然她憑著寫農民的長篇《萬年青》和《光明與黑暗》登上文壇，雖然她的西坡奶奶（《白雪》）和《關於仔豬過冬問題》受到好評，雖然她的《太子村的秘密》在《人到中年》後又第二次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雖然她忘不了在農村的歲月，自己覺得和農民結下了不解之緣，但同她自己比，同別人比，這些作品給人的感覺是：寫農民，不是諶容的強項。

　　《太子村的秘密》簡直是發表在1982年下半年的又一部《真真假假》，它尖銳而又及時地揭示了在政治運動反反復複、顛顛倒倒，上邊兒脫離實際、唱高調、瞎指揮的年代裡，農村基層幹部只好通過弄虛作假、「糊弄」一切來堅持實事求是、「三不糊弄」的既不正常又被習以為常的社會現象。小說留給我們的，是大隊支書李萬舉信奉的「不糊弄肚子」、「不糊弄莊稼」和「不糊弄社員」的質樸而又深刻的原則，而李萬舉的性格，卻被匿名信造成的懸念及其引發的曲折故事淹沒了，以至令讀者找錯了感覺，以為是在讀一部偵破小說。小說的構思也十分巧妙：匿名信，座談會記錄，日記，為烘托李萬舉而迂回包抄；結尾處真相大白，寫匿名信者也是假揭發，真褒揚，假批判，真學習，更加重了那「真真假假」的氛圍，但始終未能逼近深入到李萬舉的內心世界。同晚一年發表的張賢亮的《河的子孫》比，《太子村的秘密》就顯得單薄了。兩部小說在題材、主題和人物性格方面都有某些相似之處，但張賢亮不但讓我們看到了魏天貴為保護農民的根本利益而耍弄的陽奉陰違的手段，更讓我們看到了這「半個鬼」作為農村幹部特有的忠厚與權力欲、善良與自私、智慧與狡黠的豐富而複雜的性格，看到了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和複雜的現實矛盾匯成的「景深」；《河的子孫》的立意，已經從對農村基層幹部忠心耿耿實事求是精神的讚美，擴展昇華為對支撐我們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得以生存發展下去的那種「健康的本能」的漚歌。用恩格斯的話來說，這部小說具有「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用今天時髦的字眼評價，它比《太子村的秘密》有著更為深厚的「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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