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宗璞(4)

宗璞(4)

　　宗璞沒有硬搬外國的藝術經驗，她是在進行藝術經驗的融合與改造。《我是誰？》的創作手法，重在再現意識的流動，但其中也交織著客觀現實的描繪；除了荒誕的變形外，也還有理想的熱情抒發以及局部的象徵寓意。從這些我們可以看到，宗璞沒有拋棄她所已達到的，但她也不曾在新異的藝術天地怯於前行。這就構成了如她自己所說：「這樣表現方便準確便這樣寫。」

　　創造性的作家，總是不斷地跨越自己。宗璞隨著創作的成熟，產生更為成熟的藝術追求。她曾在《鐘山》刊載的一封信中談到：「這兩年我常想到中國畫，我們的畫是不大講究現實的比例的，但它能創造一種意境，傳達一種精神」；「我以為藝術都應給想像、思索的天地，應該『言有盡而意無窮』，中國詩特別有此長處」。①宗璞在這裡所表達的藝術理想，與她人生價值的追求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相一致，也呈現了她藝術觀念和審美原則的民族特徵。她力求於小說創作中也如古代詩、畫那樣流露性情、追求寫意的空靈，隱藏深厚的意蘊。

　　宗璞某些作品有意地忽略實際，直接詮釋生活。她通過平實的故事，創造一種意境，這種意境產生一種暗示能力，誘發人們的想像，使平淡的事實昇華到哲理意趣，使讀者在更為宏遠的層次上探求人生的道理。此種創作意向，在《熊掌》一類作品中，體現最為鮮明。閱讀這類作品，不是在寫實的基本層次上，而是從凸出的非現實的思想、哲學層次上獲得審美效果。筆墨簡淡蕭疏，而意境則趨於深遠。

　　為了豐富作品揭示現代生活的藝術手段，宗璞很注意融匯貫通地引用西方現代小說的某些表現技巧。《心祭》的結構顯得新穎不俗。它的內容的展開，主要依靠主人公的回憶的思緒流動，而且通過記憶和現實兩條線互相交錯、滲透進行。但即使在這樣的作品中，作家仍然執意于使之與中國的傳統藝術追求相契合。《心祭》力求以小說的形式達到中國古典詩那種言不盡意，意在言外的深層意趣。它以李商隱《錦瑟》詩的「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作為題語。《心祭》與《錦瑟》相同，也寫一種情愛，一種令人長久追憶而又不無缺憾的複雜情思。小說採用了秋風、暮色、向黃昏、向往事、心很遠、思想在飄……這一系列抒情詩的意象語言，造成了既深情綿邈又悠長飄逝的情懷。通篇小說把這種抒情語言和意境，進行多次的反復，如同詩中的複遝，造成回旋與曲折，留下不絕的餘韻。小說採用交錯的結構，把思緒的線頭隨意切割，記憶一會兒斷了，一會兒又被聯上，若斷若續，似有似無，蘊濃烈于簡淡，輕愁淡恨，欲罷難休。這一切，就使《心祭》從意境上引出與李商隱詩的聯繫，同樣蘊含了那種既令人追懷而又不免惘然的多種情思。

　　而在《核桃樹的悲劇》和《魯魯》中，由於樹與人的某種程度的合二而一和寄人情於動物，都使作品具有濃烈的象徵意味。這使我們想到中國歷時很久的通過外物、景象而抒發、寄託主觀的情感或觀念，以達到非概念所能窮盡的具有情感力量的「比興」的美學原則。《魯魯》中一隻極可愛逼真的小狗，就是一個獨具情感力量的形象。作者把自己鬱結的情感，寄託在魯魯身上。這種寄寓並非外在的比附，而是把這種寄託合理地滲透到客觀對象之內，成了它自身所包孕的。魯魯的心情就是作者自我的心情。魯魯的悲哀，魯魯的篤誠，就是作者所寄寓的人間的悲哀，和人們對失落的溫暖的尋覓。正因為寄寓深刻，使這篇小說超出習見的寓言體或詠物詩。隱匿的深長的意蘊，給讀者留下無盡的思索和聯想的餘地，使作品具有強烈的象徵性。這一切都讓人興奮地想到，一位生長於書香世家，受到傳統文化深深哺養的中國作家，當她把眼光投向世界文化，特別是世界現代藝術時，由於她的創造性的吸收與綜合，產生了多麼奇妙而且多麼開闊的藝術奇跡。這讓人想起伯納德·欠瑞孫給海明威的關於《老人與海》的一封信：「《老人與海》是一首田園樂曲，大海就是大海，不是拜倫式的，不是麥爾維爾式的，好比荷馬的手筆，行文又沉著又激動人心，猶如荷馬的詩。真正的藝術家既不象徵化也不寓言化——海明威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但是任何一部真正的藝術品都散發出象徵和寓言的意味……」這段關於海明威作品的評語，當然不是具體的作家作品的評論，應當認為，它談的是真正藝術的融會貫通。

　　宗璞已走向于成熟的人生，也走向了成熟的藝術追求和實踐。一個走向成熟的文學家總是力求寬廣和博大的。1986年，宗璞開始長篇小說創作，準備寫一部名叫《野葫蘆引》的四卷巨制； 1987年小說第一、二章開始在《人民文學》發表；1988年第一卷《南渡記》正式出版。其中人物仍然是一批學貫中西的高級知識分子以及他們下一代的青年人。寫他們在抗日烽火燃起，北平淪陷，流亡南渡後的一系列悽楚動人的故事。宗璞在長篇中仍然筆觸委婉，風格典雅，保留了她原有的書卷可人的風韻。

　　目前，作者又已完成第二卷，不久即可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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