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邢院生(3)

邢院生(3)

　　這個結束也許殘酷，或許突然得不在讀者預料之中。但這個結尾，從藝術的角度看，是巧妙的，不落俗套。這個處理，很是顯示了作者不凡的思想深度和藝術高度。

　　邢院生的《動盪三部曲》的夢想，是要以潤格及女兒江風的曲折坎坷的人生為線索，經清王朝的覆滅、辛亥革命的風暴、抗日戰爭的烽火，直到中國大地的解放，展示人的命運。三部曲已經出版了《叛女》和《女伶》，而夢還沒有圓，最後的一部《伶什》還沒有出版。1989年5月18日，她打電話給我：「明天，我要隨一個代表團到洛杉礬，他們是忙公務，我是旅遊探親，看兒子少傑，然後轉赴香港、日本沖繩、夏威夷，再到德國看兒于澄宇和女兒奇志……」臨上飛機，她沒忘帶上她的第三部長篇小說《伶仃》的原稿。到了美國，情況有變，身不由己，只好在那裡閒居。她是個永遠閒不住的人，她找過工作，護理過一個半身不遂的女病人，最後還是呆在家裡改寫、加工她的小說——邊改邊抄，四個月後《伶仃》定稿了。夢圓了，她覺得自己好像已是江郎才盡，於是又寄夢想于未來：「我想下一部書將由少傑和奇志他們從文化大革命續起。我覺得他們這一代人的生活也夠豐富多采的了，不比我們這一代人遜色。我的兩個孫子早能背誦唐詩了，也許他們也能繼承祖母的未竟篇章。」

　　人的命運，有時自己也主宰不了。邢院生本來是去美國探親和旅遊的，萬萬沒有想到，竟在四季如春、風景秀麗的洛杉礬定居起來。神使鬼差，美國對她不薄，每月能領510美元的養老金，5美元買個醫療保險；數年後養老金還可以翻番。也許這也算天上掉餡餅，可人是精神「動物」，由於語言不通，那種孤獨和寂寞難以言狀。1993年3月15日她來信說：「……常和貓說說話，有時也自言自語。由於神經類型穩定而沒瘋；說來說去，我還是願意參與北京的熱鬧。」雖然寂寞，除修改好長篇小說，還寫些散文，諸如《別人買地我發財》、《牙醫收費名堂多》、《我的另一半》、《老人和貓》等，以真名和「愛麗絲」的署名，發表在《世界日報》上。

　　1993年，《伶仃》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在時序上，《伶仃》接續《女伶》，但它又是完全獨立的一部小說。潤格慘死在親生兒子之手之後，女兒江風孤苦無援。大漢奸黃子廉時時想霸佔她，為了對付黃子廉，江風只好與自己並不相愛的古複生匆匆結婚。江風的性格是潤格的延續。圍繞江風的命運，小說向我們展示了新一代的眾生相：古複生是江風父親朋友的兒子，與江風曾產生過愛情的銀行家方仲理、革命烈士的後代柳文如、受黑暗勢力迫害的林蓓嘉、漢奸的兒子卻與漢奸不走一條路又與江風相愛而又不能愛的黃伯雲、進步的和反動的大學生、正義善良的劉三奶奶，以及漢奸的妻子王國玉及其女兒們等等。這眾多的人物，都在光明與黑暗的搏鬥中，在中國歷史的大舞臺上聯合演出一個曾經發生過的真實故事。江風最後在向黃子廉復仇時，她的手槍沒有打中真正的敵人，而自己則落入魔掌。最終，在共產黨組織的營救下方獲新生。

　　小說收來得太匆促，也顯一般化，沒有跳出東方式的「團圓」模式，這是小說的一個失敗。但邢院生的「動盪三部曲」可以改編成很好的電視連續劇，相信會征眼觀眾。

　　從《叛女》到《女伶》，作為叛逆形象出現的潤格，始終是一位熱愛正義、真理，追求光明的女性，出於愛國及對邪惡、黑暗的仇恨，她幫助革命者做些事情，是革命的同情者。但她是一位血肉飽滿的形象。潤格是一位堅強不屈的女性，在監獄裡，她沒屈服於敵人的酷刑。但作者又不去正面寫，比如《女伶》三十一章，寫奎嘯虎對潤格施刑後，手提一根沾滿鮮血的皮鞭，踢休息室的大門，氣急敗壞，喘著粗氣，那首《何日君再來》，唱針被卡在唱片上的傷痕處，一再重複著「再來，再來，再來……」，就是滑不過去。奎嘯虎一肚子邪氣，把鞭子摔在地上，罵道：「他媽的，什麼再來，再來，別來了！」聽差把皮鞭撿起來，「把它掛在牆上，和牆上的一排按質量、粗細而分類的皮鞭、鋼鞭排上隊。」那氣氛，奎嘯虎的心情，都表現得十分生動、逼真。「沒多大意思，打了半天，連個屁都沒放，活像打在一塊石頭上，毫無反應，一聲不吭地就昏過去了，倒把那幾個哥兒們累得呼呼直喘，這有什麼勁。」這是奎嘯虎說的。黃子廉也說：「這個人真邪行，簡直是一支壞了的溫度計，什麼溫度也不能讓水銀柱上升，永遠是零點。」這種技法，是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表現手法，不直寫，卻比直寫更有表現力量。

　　潤格從家庭反抗，到出走，以及與社會、時代融為一體，她的性格一步步走向完善。所謂完善，非指越來越高大，而是說越來越真實、生動、具有靈魂。潤格深知得罪黃子廉後患無窮。但當他欺侮到頭上，企圖娶她的女兒小風為妾時，個人的安危且不說，連對「革命工作」不利也不顧及，也許這是普通人性的常情。作者沒有把。理智」強加給她，而是讓「人性」自然發展。她可以像母章魚一樣護崽，直到餓死，像斑頭雁一樣，拔光身上的羽毛，為風雪中的兒女築窩。潤格終於因此而走進深淵。最後，黃子廉要用挫磨靈魂的辦法對付她，把與她分離十多年的親生兒子奎綱派去，利用母子情套出他想知道的一切。母子見面，撩起潤格往昔的記憶：小綱被人搶走時蹬掉的那只老虎鞋和扔下的那把玩具手槍，一直是她走南闖北隨身攜帶的紀念物，總覺得那上面有兒子的體溫，總覺得站在面前的不是奎綱，而是小綱。當她發現奎綱想方設法想知道路拾遺的秘密身分時，她清醒了，警覺了，面前的奎綱不再是自己的兒子。對潤格來說，有時母子情高於一切，有時則相反。這是人性在心理上完整的反映和邏輯。「後悔沒有走上革命的道路。我的家庭和我的幼年時代所處的環境，潛移默化地給了我不少影響。貪圖安逸，沉緬於小家庭的溫暖。我能反抗封建禮教、封建婚姻，卻不能反抗我的懦弱。我不應該和複雜的環境妥協。」潤格被奎綱追問後這樣說，「小風的爸爸告訴我列寧說的一句話：『如果沒有非常複雜的環境，也就沒有革命。你怕狼，就別到森林裡去。』我怕狼，所以沒有勇氣到森林裡去，這就是我的後悔。」當時，是命運不容她背過臉去，就只好面對現實。這也是「逼上梁山」。她恨自己覺悟太晚，並說：「如果天假以年，我決不苟延殘喘，我要跟他們擠命……」這是潤格的絕命宣言。至此，這位藝人的形象完美地呈現在我們面前了。

　　除了潤格，作者還在《女伶》裡塑造了楊維林、江放、歐陽墨竹、黎明、劉三、劉三奶奶、高媽、江風、黃子廉、奎嘯虎、王國玉、黃伯雲、黃美雲、黃秀雲、黃柔雲，以及吉林等眾多的人物形象，這其中劉三、高媽、江風、黃子廉、王國玉、奎嘯虎等人物塑造得尤為成功。有的人物著墨不多，只幾次出場，其性格便躍然紙上。黃伯雲原來是一個狗仗人勢的惡少，後來卻成了黃子廉的逆子，其變化十分令人信服。作者在寫像奎嘯虎這樣十惡不赦的大漢奸時，還寫了他人性深處隱蔽的東西。潤格重刑後，他想到潤格是一個文弱女子，動這麼大的刑，受這麼大的罪，太不應該：「黃子廉和她有什麼血海深仇？也犯不上這樣……」他對黃某的做法很反感。這樣寫，如同給一位貧血者輸血，使人物活了，增加了真實感。

　　《叛女》、《女伶》和《伶仃》都具有濃郁的文化意識。小說裡蕩漾著歷史、文學、藝術、科學、風俗、民俗以及人們陌生的關於旗人和梨園生活的奇異色彩。老北京的習俗、語言膾炙人口，如同倘徉在昨日的文化胡同裡。作者的知識之廣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什麼關於葡萄的歷史、成人節、女孩節、耶穌的傳說、營養學、迤北八珍，名人名言、楹聯名對、詩詞歌賦等等，真是包羅萬象，好像一部知識小百科。她的小說寫作，似乎不拘一格，沒有師承，憑著自己的感受、認識和理解，進入創作過程。但她的小說並不是知識的倉庫，而是將知識自然地扌契入字裡行間、人物的言談話語裡，像生活本體那樣。

　　邢院生的小說中，有著精彩的描寫，細膩、準確、生動，說老太太止住哭聲「像是收音機關了電鈕，連點餘音也沒有了」；把煙燈飄出的縷縷青煙，比作「上天的雲梯」；在黃伯雲眼裡，「江風彎彎的眉毛下面是一池清澈見底的湖水，誠實得什麼也不保留，坦率的語言使她顯得更美麗了。」對潤格坐牢那段描寫，更顯示出作者不凡的手筆：

　　太陽從地下室牢房鐵窗上照射進來，灰塵在一縷光束中跳
　　舞，牆上抹著一道道棕色的血痕，一隻花殼小甲蟲順著牆角，慢
　　慢往上爬行。蜘蛛吐著縱橫交錯的經緯，在屋頂的旮旯裡織了一
　　個大網，得意洋洋地坐在蛛網中間，穿過網眼看著這間小小的牢
　　房，以為整個世界都在它的網羅之下了。

　　剛剛長出兩條細腿的小青蛙，從牢房的鐵窗上，一失足跌下
　　來，誤入囹圄。小青蛙奮力向上跳躍，哪裡能跳得出去呢？！每次
　　雨後，這些不速之客帶著它的同伴，從草坪上的窗戶縫隙跳進
　　來，闖進這個「禁區」就插翅難逃了。每次都是潤格輕輕地抓住它
　　們的的腿，站在凳子上，把它們從窗縫裡送出去。它們一觸到草
　　地，就歡蹦亂跳地唱起歌來，池塘邊上的同伴為了歡迎它們平安
　　歸來，歡快地參加了大合唱。

　　這樣的描寫，或長或短，或繁或簡，不是創作進程中之所需，就是與人物的處境、心清息息相關，沒有可有可無的筆墨。

　　除了《叛女》、《女伶》和《伶仃》這三部長篇小說，我還讀過作者多年前發表的短篇小說《春寒》及《天空，已是朝霞如錦》。邢院生說過，別人說她能開拓，不能守成。這大概就是指她曾經從事過的許多事業，但能否守成，在我們這個國家，並非完全能依自己的意願。不過，她的小說創作以十年磨一劍的精神，艱苦而寂寞的耕耘終於有了收穫。她相信天才的十分之九是血汗的勤奮哲學，這是幸運。於是便有了生命中的傳奇，有了通俗而不俗、兼融高雅和通俗的長篇歷史傳記小說。她提筆為文，卻極少與文壇來往，但中國文學的大河也有屬她的浪花。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杜鵑的悽楚叫聲，又一次從天外飛來。她一再說：「美國的風景再好，也不是我的祖國，我遲早是要回去的、」

　　「一切都沒有結束。歷史的河流，緩緩向前滾動……」這是一個傳奇的，屬昨天又屬當代的故事……

　　1988年4月13日於北京
　　1995年3月28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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