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馮沅君(2)

馮沅君(2)

　　母親為女兒求學的熾熱情感所打動，但更大的難題擺在了她的面前。此時，已給沅君訂了親，按照封建傳統，無「正當」理由是不能毀婚的。因此，馮沅君要出外上學就必須通知男方家，這樣，勢必要引起一系列的麻煩；如不通知，私自出走，周圍的輿論將壓得寡婦母親喘不過氣來。母親斷然決定，一切責任自己承擔。於是馮沅君收拾好行裝，梳上長辮子，穿著長裙，跟著兄長義無返顧地朝著解放的路迅跑。

　　唐河距有火車站的駐馬店三百餘裡，乘坐馬車要走三天多。馮沅君到北京後，立即參加了入學考試。這次應考只考作文一門，她早在家鄉自學時，六朝小賦就已寫得相當純熟了，由於水平比較高，一次投考，便考中了。這一次勇敢而成功的行為，為她壯了膽，她欣喜若狂，更加無所顧忌。

　　馮沅君入學時正值「五四」運動的前夜，中國知識界中已出現了革命思想的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的聲勢也日益壯大。

　　她所在的女高師，校長是一個頑固的老官僚。對學生當中爭民主、自由的熱情，千方百計地進行壓制和扼殺，為阻攔學生上街遊行，把校門加上一把大鎖。馮沅君第一個搬起石頭砸碎了這把鐵鎖，為同學們打開了通路，使奔騰的革命浪潮，沖出校門，與社會相匯合。

　　為反抗封建家長統治，她還把《孔雀東南飛》的故事，改編成話劇。等到演出時，無人肯演反面人物焦母，她毅然上臺，扮演焦母，演出後，受到了同學們的讚揚。

　　馮沅君反對封建傳統，態度之堅決，行動之果敢，還表現在她的名宇的變易上。

　　馮沅君這一輩男女大排行，最後一字取「蘭」字。同輩的女子（包括叔伯姐妹）共五人，伯父取名時，長兄馮友蘭首先提議中間字為「溫、良、恭、儉、讓」。伯父一聽，欣然同意。馮沅君在姐妹中排行老三，取名恭蘭。待到北京報名時，因嫌自己的名字太「溫、良、恭、儉、讓」之故，便自作主張改名為馮淑蘭，以表示對封建家長的小小不馴和反抗。

　　她在家鄉時，雖勤奮自學，但讀的多是詩詞歌賦。到北京上學後，置身在新文化運動的激流中，特別是「五四」運動的爆發，給馮沅君帶來了強烈的衝擊波，她跟千千萬萬知識分子一道，迫切要求解脫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所加給人們的精神枷鎖。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出版的新文藝作品，特別是郭沫若那氣勢奔放，具有鮮明革命浪漫主義色彩的詩歌、小說、戲劇，大大地打開了她的眼界，震撼著她的心靈。她在較之過去更加廣闊的生活裡，尋找著愛情和意志的自由。

　　二

　　1922年，她從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旋即考入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就在這一年，由於社會新思潮的猛烈衝擊和個人自由思想的迅猛發展，她的創作欲望如決堤的洪水，一發而不可收。之後，她連續寫了《隔絕》、《隔絕之後》、《慈母》、《旅行》等短篇小說，以泳女士的筆名在創造社辦的《創造季刊》、《創造週報》上發表。

　　陸侃如在《卷葹》再版後記中寫道：「『淦』訓『沉』，取莊子『陸沉』之意」。《莊子·則陽》中說：「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她取「淦」為筆名，正說明她雖隱於市朝，乃至遭到被埋沒，但仍不甘與之同流合污。

　　淦女士的名字，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大家所注意了。尤其是《隔絕之後波表的時候，格外引起了大家的驚異。從那時起，她開始了創作生涯。三個集子《卷葹》（一九二六年，北新書局）、《春痕》（一九二六年，同上）、《劫灰》（一九二八年，同上）非常系統地表現了一個女性生活的全部過程，仿佛是一個女性青春時代的「自傳」。

　　魯迅曾說：「卷葹是一種小草，拔了心也不死」。（《魯迅書信集》上卷100頁）魯迅不僅對書名作了解釋，而且確切地點明瞭這幾篇小說的共同主題。陸侃如先生在《劫灰》後記中說：「她的小說分集，大概視風格與題材而定。例如第一集的風格與題材可以『卷葹二字與『搗麝成塵香不滅，拗蓮作寸絲難絕』表之。」

　　小說集在1926年出版時，共收四篇，再版時又加二篇，即《寫于母親走後》和《誤點》。

　　四部短篇之間略帶連續性，主人公姓名雖不同，但性格是一致的，前後情節也是連貫的。作者通過男女主人公的婚姻悲劇，寫出了當時青年人對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反抗，及對愛情與自由意志的熱烈追求。小說的女主人公大膽、熱烈、坦率、鍾情。她們自誓：「在新舊交替的時期與其作已經宣告破產的禮法的降服者，不如作方生的主義真理的犧牲者」。女主人公身上潛藏著青春的生命活力。她們宣言道：

　　身命可以犧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犧牲，不得自由我寧死。

　　主人公是一個將毅然和傳統戰鬥的勇敢女性，具有濃烈的時代氣息，表現了鮮明的時代精神。但又是一個戀愛至上主義者，她抗爭之後，便一下子陶醉在愛情裡，而不能自拔。

　　「一切，一切，世間的切我們此時已統統忘掉了。愛的種子已在我心中開了美麗的花了。房中——我們的小世界——的空氣，已為愛所充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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