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政治評傳(30)

三〇

　　【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

　　鄧對「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決不限於經濟發展這方面。他再次重申党的領導和党的紀律，因為他認為這些方面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威脅和破壞。他以抨擊林彪為名實際上批判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對毛主席語錄力量的依賴性。他的論點主要是說毛澤東思想不能簡化為幾條語錄，他不同意林彪對毛澤東思想的庸俗解釋。這純粹是對毛澤東思想斷章取義，從而導致共產黨脫離實綸、脫離群眾。以他的觀點來看，毛澤東思想必須要經過實踐的不斷檢驗，不過當時他還沒有提到毛過去對「實事求是」必要性的評論，後來1978年才提出。

　　和在1956年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一樣，鄧根據黨在四十年代初所制定的原則提倡整黨。事實上，他多次特別提到黨從抗日戰爭時期留下來的傳統和作風。據鄧所說，共產黨最近已經忽略了「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和實行自我批評」。結果是共產黨變成了具有派性的政黨，缺乏合適的党的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

　　很明顯，這些評論並不打算討論黨內反鄧派的觀點，然而，在1975年，他進一步要求對那些像他一樣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清除的人的案子進行重新審查，這對那些當時由於這些事件才爬上現在領導職位的人來說構成了直接威脅，也最終為他在1975年1月再次受到批判和後來1976年再次被免職提供了一個機會或至少是一個藉口。

　　整個1975年，中央領導內部的激進分子都試圖牽制鄧。三四月份，姚文元和張春橋對鄧的政策理論發起攻擊，聲稱如果實行這些政策，將會導致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特別是鄧建議應該有一套刺激機制來促進生產，竟被說成是逐漸削弱社會主義並最終被資本主義所取代的開端。儘管沒有點名，但鄧和周均被劃成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分子和「右派」。

　　這一年的後期，鄧成為更明確的諷喻批判對象，這個諷喻當時成了頭版新聞。缺乏公開化和制度化的政治，特別是在毛支配中國政治的時代，意味著當時的政治辯論往往藉以對歷史或古典文學的重新解釋而提出來。在這種情況下，焦點是在著名的《水滸傳》和它的主人公之一宋江身上。宋江在中國文化中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是一個反叛者但最終還是為皇帝服務的。1975年後期開始的辯論就是關於是否應該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來看待向統治階級投降的宋江。報紙上用宋江來影射鄧小平，說他向資本主義投降而應受抨擊。

　　1975年的大部分時候，鄧似乎能為他的行為而取得毛的贊同。可是，當鄧加緊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時，也就越來越引起毛的關注，尤其是當鄧提出那些當時受批判的人的案子應該重新審查時，或至少當這件事引起毛的特別注意時，在11月初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鄧兼任的職務除外事方面均被解除——外事方面他曾負責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的磋商，並率領一個代表團去過法國。緊接著又發起了一次以反對「右傾翻案風」為高度明確目標的政治運動：簡言之就是針對鄧小平以及他的要求、想讓共產黨修改它近來的歷史及現行政策。

　　長期保護鄧小平的周恩來於1976年1月8日逝世，鄧的特殊問題也就很快到了嚴重關頭。鄧明智地意識到他的政治生命極其危險，至少不久的將來會如此。他在周恩來追悼會上的發言不像以前那樣聯繫當前的情況，而是幾乎機械呆板地一味追述周的革命功績，關於1949年後的一段時期他只特別提到了周公認的兩個方面：外事工作和對毛主席的支持。

　　在某個階段，毛曾明顯地贊成對鄧不僅解除職務而且點名批評。鄧作為毛和周接班人的位置被華國鋒正式占去。華曾是一名省委書記，「文化大革命」中方升到國家領導人的職位上來。1976年1月，當周恩來逝世時，他被任命當代總理負責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日常工作。想讓鄧靠邊站的這著棋走得亂了套，阻力不久變得十分明朗。然而，對鄧偏激的攻擊進行時，鄧推行政策與紀念周恩來的活動都在同時繼續。

　　3月28日，上海的「文匯報」在顯著位置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把周恩來和鄧分別批為黨內妄圖復辟的走資派和黨內被打倒的至今仍不悔改的走資派。江蘇的省會南京對《文匯報》上的這篇文章的反應極其強烈，群眾舉行示威遊行來反對褻瀆對周恩來的紀念、鄧和四個現代化。幾天之後，南京事件的新聞傳到北京，於是北京也發生了類似的事。1976年4月4日是清明節，也是掃墓的節目，是中國人傳統上對死者表示敬意的節日，這就為組織遊行紀念周恩來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進而擴大為支持鄧小平、反對不得人心的「四人幫」。4月4日，人們舉著紀念周恩來的花圈，帶著表明對周和江青政治觀點的詩詞簇擁到地處北京中心的天安門廣場，所有這些東西都放在廣場中心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

　　4月4日傍晚，地方安全部隊清除了這些花圈和詩詞。4月5日，群眾對此反應極具敵對性，迅速聚集起來的人群怒不可遏，矛頭直指那些和「四人幫」有聯繫的人及國家的鎮壓部隊。廣場東南邊的公安局被人放了火。傍晚時分已有好幾處地方不堪入目，後來動用了武力才驅散了人群。北京市市長吳德在公安部部長（也是代總理）華國鋒及附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警衛隊隊長汪東興的幫助下，調來了公安部隊來處理這項事端，他們都是政治局要員。

　　1976年4月6日、7日，在中共中來政治局的會議上把這次示威遊行定性為「反革命事件」，鄧小平應對此負責；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任命華國鋒為中共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但鄧被新聞媒介用在「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的「黨內走資派」等術語攻擊達數日。1975年準備的三篇重要報告也被繼續斥為「三株毒草」。同時，其他與鄧長期密切交往的老幹部也象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樣被迫離職，其中著名的有兩位他以前的橋牌老搭檔胡耀邦和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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